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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中学,只有六人参加高考

作者:宋宇 发布时间:

这所中学,只有六人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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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些孩子,只要从考场平安顺利地出来,那就算成功。对于他们,一辈子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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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春辉(右二)曾在北京西二旗的贤二家餐厅勤工俭学。在那里,他学会了将许多事情换一个角度思考。(受访者供图/图)

安阳文心高中今年有六名学生参加高考。在李路静老师看来,他们只要从考场平安顺利地出来,就是成功。因为对于他们,这意味着“一辈子又正常了”。

学校里一个孩子打破了另一个孩子的头。李路静给打人的孩子讲了半年彼得大帝的故事,两个孩子后来成了好朋友。打人的那个现在在做生意,被打的那个当了警察。

李路静连续两年没陪学生去考场。去年因为生病,今年则是送女儿高考。李路静是河南安阳文心高级中学的老师,学校坐落在安阳市附近的滑县。整个滑县今年的考生超过 5000 人,文心高级中学整所学校只有 20 人,其中毕业班六人,全部参加了高考。

“看了一遍题第一感觉不是太难,和在学校做的没什么两样。”第一天考试后,华飞鹏在日常总结里写道,“时间刚好,两个半小时写完还剩十分钟左右,又审了一遍题,看了一遍答题卡,一口气松了下来。”

这是一所特别的学校。自李路静 2008 年创办学校起,已有将近 200 名学生从文心高中毕业,九成是男生。他们大多因厌学、贪玩、叛逆等原因,早早地离开过校园,来到文心高中后,又慢慢发生变化。

“这些孩子,只要从考场平安顺利地出来,那就算成功。对于他们,一辈子又正常了。”李路静说。三年间,她最满意学生的眼神变化:“刚进学校的时候,大家的眼神是不自信、东躲西藏的,有时候脸色也很难看。”

华飞鹏是这届毕业班的“队长”,他的母亲和另一位同学的母亲一同接送参加高考的六位同学。他住得离考场很近,大家中午就去他家吃饭和休息。考试那两天,华飞鹏的父亲华国参在老家收麦子。考完试又过了两天,父子二人才聊了一会儿,华飞鹏说自己没什么压力,“随缘,考到哪儿就报哪儿。”几年前,这种简单的父子聊天,是无法想象的。

高考的意义

近十年如一日,李路静每周会在安阳待两天,处理家务,然后回到滑县。她本是附近的濮阳市人,后来随丈夫定居安阳。滑县是河南的产粮大县,原归安阳市管辖,2014 年成了省里的直管县。

学校里,高一的五个新生正在晚自习。晚上,六个高三学生从北京回来,他们弄混了北京站与北京西站,延误了行程。

那几天,因为学校学生少、条件简陋,县教体局给文心高中下了整改通知。2016 年李路静生病,学校没顾上招生,教室也不免凌乱。她把高三学生送去北京的仁爱慈善基金会学习,那里有来自几所著名大学的学生志愿者老师。这一年几个孩子就在北京与滑县之间定期往返。

仁爱慈善基金会 2006 年成立。2008 年,大学毕业后,李路静开始在那里担任义工,同一年,她在滑县创办了学校。校名“文心”源于她喜欢的古代文论《文心雕龙》。

文心高中通常每年计划招生 60 人,学生大多是滑县本地人。李路静希望能在这所学校里,先帮学生“转习气”,再培养他们参加体育或艺术类的高考,至少能留下一项兴趣。学校今年被纳入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助学项目,在即将到来的新学年,准备面向全国招收 300 名学生。

文心高中的校园过去是一所小学。校园空旷,烈日当空,临近门口那株高大的皂荚树和几棵柳树提供了难得的阴凉。男生午间在水房里冲澡,洗过的衣服搭在院子里。新来的学生正在训练,整队、跑步,努力习惯学校的秩序。

学生处的墙上,贴着学生周一到周五的作息时间。从清晨 5:50 到晚上 10:00,要上九节课,中间还要锻炼身体、打扫卫生。学生处有电视机和机顶盒,值班的学生有时会看《荣宝斋》这样的历史电视剧,综艺节目《我是歌手》,或《盗梦空间》《奇异博士》这样刺激而无害的电影——看什么,要获得老师首肯。每晚七点,学生们会准时观看《新闻联播》,睡觉前交上 800 字的每日总结。

门对面安放着几个书架,陈列着李路静多年藏书,有各种版本的四大古典名著,一些工具书和常见的“馆配”励志书籍。

即便离高考只有半个多月,高三学生仍旧按照惯例生活和学习。每 50 分钟的课,可以休息 10 分钟。高三的教室条件全校最好,一位毕业生在 2015 年底捐款,装了空调,孩子们自己贴墙纸和铺地毯,进去前要脱鞋。

学生们会在深夜轮流值班,两小时换一岗。高考对他们相当重要,但意义不仅在于分数,而是通过又一次人生考验。

“他吓唬住校长了”

文心高中大门边的墙壁刷着校训:强身健体,好好学习,追寻梦想,报效祖国。学校临着一条巷子,巷口对面是一家宾馆,稍远处有饭馆、幼儿园,以及农村淘宝服务站。巷外那条马路,笔直地通往县里最繁华的地段。

文心高中的后勤老师宋翠霞,常在午间骑着小电动车,沿这条坑坑洼洼的道路去取馒头。儿子 2014 年从文心高中毕业后,她留下来工作。她是单身妈妈,孩子随她的姓。

宋翠霞曾经开过一间小卖部,她把孩子托付给学校,希望能专心经营小卖部。于是小宋很小就住校,跟母亲交流不多。小宋九岁时,同学家长找来,说他打了人。宋翠霞说了半天好话,事后问儿子:为什么打架。小宋不回答,只丢下一句话:“啥呀,告诉家长是本事?”

孩子越来越像谜团,宋翠霞不了解儿子的生活环境,也闹不清楚他的朋友是谁。孩子一脚踹到人家胸口,进了派出所,她得出钱给对方看病。她一次又一次暂停小卖部营业,头发很快全白了。初一那年,小宋念了五所学校。在第二所学校,“班主任让校长吓唬吓唬他,结果校长没吓唬住他,他吓唬住校长了。”

小宋好勇斗狠出了名。一位地理老师介绍他到文心高中,有家长抗议:他在这里,我就把孩子带走。李路静回应:“剩最后一个,我也把他教育成人。”

入校约半年,春节放假第一天,小宋看着小卖部前警车经过,突然问:“妈,我咋了?我有案子吗?”宋翠霞回答:“你好意思说呀,你看你给妈惹了多少事。”2014 年小宋从文心高中毕业,当了特种兵,走前一天告诉母亲说:要不是母亲和李老师,他现在不知道会在哪里。

斑驳的红色大门把学校与外头分隔成两个世界,初到学校的孩子,时常把被子丢上墙头,盖住犬牙交错的碎玻璃,翻墙而去。老师得凭经验提前制止学生出逃,或抖擞精神四处寻觅他们。

李路静希望学生们自己管理生活,高年级带低年级,轮班做饭、守夜。这种尝试起初并不顺利,不服管的新生可能会挑衅学长,甚至激起斗殴,直到他们体会到集体带来的满足感。

李路静注意众多细节,譬如学生扫地的方式,或者他们的性别意识:男孩子吃饭时,不应该一只手拿筷子,另一只手拿勺子搭配,那太过秀气。她会指出,但不严厉地干涉。受《西点军校 22 条军规》启发,李路静列出了 22 条校规,包括从关心天下到勤奋学习的众多内容。

要么上学,要么结婚

回忆过去的生活,21 岁的华飞鹏会感到痛苦。他四年级跟父母搬来道口镇,在镇上搬了几次家,直到 2013 年家里买房才安顿下来。

小学时,华飞鹏班上有一百多人,初中时减少到六七十人,老师仍管不过来,学习不好的学生很容易被忽视。16 岁初中毕业后,他不想继续念书了。许多同龄人都不再念书,出门打工,往往过不到一年就回老家结婚。

华飞鹏把街上游荡的年轻人视为偶像,连续几天在外头闲逛,看谁不顺眼,就拉过来打一顿,没什么理由。家如同宾馆,他跟父母打个照面就又出门了。“现在想想,确实挺没意思。”从前,华飞鹏跟父亲说不过五句话,结果不外乎两人大吵一架,他摔门出去,或者他被暴揍一顿。他很怕父亲。

父亲华国参在县城开了八年出租车,开出租前一直跑运输,孤独地往来于 106 国道,拉灰,拉砖,一车砖三千多块五六吨,管拉也管卸。因为贫困,华国参小时候读书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四年级快上完时,学校要求交八块钱学费,父母说家里没钱,让他晚一天交,他赌气不上学了。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华国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头两年自己还不后悔,往后才知道读书的好处。离开校园,他先去邻近的濮阳打工,找了处工地做小工,提灰搬砖,每天工资两元五角。工地伙食糟透了,一个多月后,他离了职。回到家,华国参动念头回学校读书,但面子上过不去,不了了之。

儿子不念书,他想到了往事,猜度儿子也怕丢面子。但父子俩根本没法沟通,华飞鹏急得直发狠,说要砸掉学校。“你让他早上起来吃饭,要不就不吭你,要不就哼哼唧唧起来了,往沙发上一坐,你让他去端碗,他就瞪着你。”在华国参眼里,儿子那阵子犹如一只“小狼”。

没多久,在交通繁忙的 106 国道,华飞鹏和堂弟坐上去天津的大巴,他重复了父亲的经历。有老乡在天津承包工地,两个孩子投奔过去,每天 4 点钟起床上工。工作 27 天,华飞鹏接到家里电话,要他回去准备参军体检。他就此回了滑县,工资直到过年才结清,大约 2000 块钱。他交给母亲 1000 元,又给父亲买了双鞋子。拿到自己第一笔劳动收入,他才真切觉察挣钱不容易。

华飞鹏参军未果,准备转年再试。父子两人仍旧无法交流,华国参觉得泄气,晚上不怎么出去工作了,待在家里休息,茫然地看电视。他大概没想到,儿子 17 岁时开始难过了,认为自己对不起父母,却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口。他强硬地告诉儿子:要么上学,要么结婚。

“那一年我感受的东西太多了。”华飞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害怕一事无成,却不知道怎么改变。

等待征兵的日子里,华飞鹏先后去阿姨和舅舅的工厂帮忙,没事时和一些朋友出去喝酒、唱歌或逛街。他快 18 岁了,愧对父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当兵的信心也越发坚定。然而,征兵体检前一个多星期,他再次卷入一场斗殴,断送了这条出路。

大约半年时间,华国参不得不放下工作,一趟趟跑派出所,心乱如麻。

“那是人生最丰富的经历”

只过了两三年,打架的日子好像已经很远了。从前为什么那么暴戾和逆反,华飞鹏也说不清楚。

华飞鹏与道口镇那些朋友的关系变淡了。似乎没人真正成为“大佬”。一个朋友去北京当了兵,家境尚可的几个人上了大学。有的孩子小他四岁,已经出去打工了。有个比他小一岁的男孩,如今有了两个孩子,却不出门工作,待在家里啃老。

华国参开车拉活,偶然认识了李路静。他曾听同事称赞过她那所“封闭式”学校,他后来又亲自去学校看了一次。“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我让你来看,你就来看。不让你来看,你就不要来。”李路静告诉他。

2015 年初,学校组织大家去广东和澳门旅行,华飞鹏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之前,我只能在电视上看到,想象不到那种切身体验。”他形容,自己心里“有一种打开的感觉”。

“我们本身在县城里,没怎么出去过,感觉在家挺好的。然后突然发现,外面是这样。”华飞鹏的同学延恒昌说,这次火车旅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参观了深圳的“世界之窗”,去了当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那年十一假期,李路静带孩子们骑车去了西安。他们每天骑一百多公里,花一个月时间往返,在西安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去了兵马俑、鼓楼和城墙,还参观了博物馆。之前的两届学生,分别骑去了敦煌和大理。

出发前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做准备,白天练习车技,晚上花两个小时跑步。他们得自己背负四五十斤重的装备、衣物,李路静不失时机地讲解人生道理,告诉他们,背包是他们的家庭,自行车是他们的事业,“走到哪儿,家就背到哪儿”。

出发那天,孩子们兴奋异常,骑得飞快,结果中午就撑不住了,又累又饿,紧赶慢赶才到达目的地。第二天,他们学会了均匀分配力气,之后又慢慢学习应对雨雪、大风、危险地形。他们发现,除了力气,骑行更需要技巧和意志力。

“上坡、下坡、盘山公路挺艰难的,真的挺累,很不愿意往上蹬,想下来歇歇。”华飞鹏果真联想到生活,“我经历过社会上那事情,骑行和生活是一样的,别管再累,坡再陡,照样得往前走。”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见到延恒昌时,他坐在桌子前,在白纸上慢慢描画出一张世界地图。说服他来上学时,父母说这所学校不用学习,玩就可以。这当然是讹传,他入校后更热心于翻墙出去,前两年没有认真听课。古文背不下来就不让吃饭睡觉,他才多少记下来一些。

但骑行给延恒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我们人生最丰富的一次经历,毕业之后,就不可能再有团队跟我们走那么远了。”

有果就有因

那次骑行,李路静坐在自家的车里,同车的是一位老师和一位当候补骑手的女生。他们和自行车队首尾的骑手一起,把控着骑手们的进度,开车的是毕业生宁春辉的母亲。她健谈、热情,平时做一点化妆品直销,2015 年在学校帮了半年忙。最近,她又介绍朋友的儿子来这里读书,那男孩 15 岁,热衷上网。

宁春辉 2015 年通过了成人高考,正在北京念大学,现在以仁爱慈善基金会的身份回母校做老师。

初二时,因为打架,宁春辉被学校开除了。小学时,他的学校在另一个乡,一个月才能回家七天。妈妈每次去学校看他,都带一大兜零食,他把它们锁进一个小木箱。班里同学找宁春辉要零食,他不给,对方就踹了他两脚。他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没看他,也没搭茬。他报了同学的名字,班主任才找到那同学,叮嘱几句:“你以后不能欺负他。”

宁春辉觉得老师没有认真地教训同学,心里特别委屈。他初二去了新学校,没想到小学那位班主任去那里做了教导主任。主任查班,看他不守秩序,叫他离开教室,他偏不服从。他存心跟这位故人过不去,叛逆得越来越厉害,也更乐意借助打架、游戏发泄。

到文心高中后,宁春辉没法买零食和上网,也没有手机用,每天都想出去。入学军训,训了半个月,他开始想念父母,“突然间就改变了,觉得之前做的一些事情特别对不起家里人。”他打电话回家,一听见母亲的声音就痛哭不止。

宁春辉高三时参加艺考,考上了一所大连的艺术院校。鉴于沉迷游戏的往事,他唯恐离开集体后无法控制自己,荒废人生,于是又回到文心高中工作。

和许多校友一样,宁春辉也去北京西二旗的贤二家餐厅勤工俭学。这家餐厅是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奉粥点,有众多志愿者来来往往,门口的卡通形象“贤二”非常显眼。

贤二家餐厅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许多百度、阿里巴巴的员工时常在此就餐,多多少少,宁春辉的视野被打开了。

刚去餐厅时,宁春辉常和一个女生拌嘴。有天中午,一位兄长听他讲过原委,告诉他不用着急,因为这根本影响不到对方,反而让自己不高兴。他形容人心里拴着一条狗,这时就会咬别人或伤害别人,所以更要控制自己。“当时突然就觉得,其实事情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宁春辉觉得受用,往后再有争吵的端倪,他就马上闭嘴。 

这些道理,宁春辉也拿来宽慰母亲。“你就想开点,人家说啥,咱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不管啥事,有果就有因,咱别办坏事就中了。”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时,他的母亲显得心满意足,“讲的一套一套,我们做大人的觉得服气,这小孩真的长大了。”

“300分以下的孩子”

李路静一直想建设新校区,以便容纳更多这样的孩子。她亲自设计了四块区域,除去开办新专业,还可以安排外地来的老师和专家住宿。

从 2012 年起,李路静接连生病,“差点被老天爷收走”。2016 年上半年,她甚至再不想见到学校和学生。

李路静是个外来者,回想起在滑县的将近十年时间,有时觉得像做梦。她是河南濮阳人,1973 年出生,自小和母亲一起生活,家教很严,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放学回家迟了要跪砖头,不听话得挨揍。

她去深圳九年。在一家外企的办公室,她工作得很开心,但因结婚生子回了河南,定居安阳。2003 年,她开始教语文,先在安阳的卫生学校,后来到师范学院。在卫校,有学生当众欺凌同学,李路静拎起椅子朝他丢过去,故意丢偏一些,长久地镇住了对方。她想过办公司,当经理,但从没想到做老师。

2008 年,李路静开始自己办学校。从做老师时,她就注意到了那些初中毕业后既上不了高中,也考不进职业技术学校的孩子。她把他们称作(中考分数)“300分以下”的孩子,想帮他们找条出路。

2010 年和 2011 年,学者刘成斌开展了针对包括河南在内六个省的抽样调查。他发现,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后,因经济原因辍学的比例越来越小,辍学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少年,大多因成绩不好或不想上学而“主动”辍学。

过早离开校园,也令这些孩子难以找到称心的工作。在 2014 年的研究中,刘成斌又指出,农民工群体中早婚者比例很高,当事人多有辍学经历。具体到中等教育流失的学生,即“300分 以下”的孩子,目前缺乏权威的统计数据。但他们的未来并不乐观。

办学头一年,文心高中有 13 个学生,后来一度有五六十个。老师最多时有 26 位,平均一个人能照顾两个孩子。学校性质是民办非营利,财政一直吃紧。

“转习气”同样艰难。因为一个酷爱打架,却心地善良的女生,李路静曾气得砸了一屋子东西。那女生慢慢可以在李路静面前克制怒火。气急了,李路静打过两个学生的屁股。其中一个是因为打破了别人的脑袋,她先给家长电话,问他们要不要来“观礼”。

另外一个特别能打架的学生,同样打破了别人的头,李路静却从不动他,只讲道理,因为他经常被父亲打。那次斗殴之后,她给他讲彼得大帝的故事,说他从小带 6 个伙伴,后来变成30个,都成了自己的禁卫军。“你不能打你身边的伙伴,以后都是你的朋友。”她把这故事反复讲了半年,“你想当头,不是把人家打服的;想当领导,得换个方式。”

终于,那孩子主动找到李路静,说要给对方父母道歉。李路静让他给被打的孩子端饭,洗衣服,两个人最后成了好朋友。现在,打人的孩子去做生意了,被打的则当了警察。

对老师来说,时刻记住学生是别人的孩子很难。教育有分寸,但师生之间又需要极为真诚的交流。“你把他们当学生,得让他们跟你有距离,但心与心的交流还不能有距离。”过了几年,李路静才能慢慢理清这种分寸。

2017 年 3 月底,在第一次见到南方周末记者之前,李路静正和华飞鹏讨论爱。她提出:“让一个人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真的挺难,要不说百年树人呢。”对于像梦一样的在滑县的经历,李路静只是形容:“老天爷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了。”她在意那些孩子,想要用命去爱他们:“一个个都跟小混世魔王似的,你不爱他不行。”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作者宋宇。

1、本文是芥末堆网转载文章,原文: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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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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