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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恐惧症”正在日本蔓延……

作者:青年参考 发布时间:

“学校恐惧症”正在日本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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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月19日,一场“不登校”学生聚会在日本100个地点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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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特网上,日语标签“不上学并非不幸”正在收集话题。标签的说明写道:8月19日,一场“不登校”学生聚会在日本100个地点举行。

活动发起人是24岁的小幡和辉,他希望此举能让社会对不愿上学的孩子抱以更多同情和理解。“9月1日是自杀的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写道,“你不必到学校赴死。”

“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

7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18年度《问题行为/拒绝上学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显示,该国每年缺课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达13.3万人,占在籍学生总人数的1%。按一个班级30人计算,这意味着超过4300个班级空无一人。

近20年来,日本中小学就学人数持续下降,“不登校”情况以每年增加近1万人的速度连年恶化,小学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过初中生(4.9%)一倍;13万名逃学者中,超过一半是长期缺席。

“不登校”是日本一个独特的概念。根据文科省的定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达到30天,就被记为“不登校”。不同于家庭贫困或伤病等被动缺席,“不登校”是学生主动地长期逃学。

早在1941年,教育学家就提出了“学校恐惧症”概念。上世纪50年代早期,“拒绝上学”现象开始频繁见诸报端。彼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贫困不再是孩子上学的阻碍,“不登校”背后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

教育网站“东京家学”总结了7种类型的“不登校”:

母子分离造成不安型、情绪混乱型(情绪低落,头疼肚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对学习提不起兴致)、人际关系型(恐惧校园霸凌而拒绝上学)、应激性精神障碍型、发育障碍伴有学习障碍型。

过去,“不登校”只发生在小学和初中,现在高中和大学生也会“不登校”。

不上学的孩子们在干什么呢?很多人宅在家中,整日埋头于动漫和游戏。

30岁的山口真央对日本雅虎新闻网回忆道:

“那个时候的生活基本就是晚上起床、白天睡觉。我看电视剧,看深夜动画,在网上和人聊天。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白天就在房间里待着。”

相较之下,山口的生活至少算安稳。不少孩子沦为“隐蔽少年”,流落街头、无所事事,甚至卷入勒索和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受困于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走上了自杀的末路。

校园霸凌与“黑色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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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社会起初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孩子不上学?打一顿就好了。

那时,家长和老师都相信不上学是因为懒散或者不够勇敢,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不登校”孩子承受了更多压力,结果适得其反。上世纪90年代,几乎每年开学季都有学生自杀的新闻传出。

日本政府和社会开始痛定思痛。他们发现,很多孩子不愿上学并非是厌恶学习,而是受制于种种外部因素,其中校园霸凌首当其冲。文科省的报告显示,近80%的“不登校”学生有遭遇校园霸凌的经历。

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一些孩子处理不好与教职员工的关系;33%的孩子无法适应学校的社团活动,为躲避这种半强制性的集体活动,干脆不上学;少部分人因为在读期间怀孕而被学校劝退。

与校园霸凌不相上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过严苛的校规。在日本,“黑色校规”已成为社会问题。一些学校禁止学生吃午餐时交头接耳。

广岛县一所初中规定,午餐剩饭的人要被全校广播点名批评。虽然文科省竭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岩手县一名初二男生因被教师欺负而自杀,而该校是文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范校。

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报道,2017年9月,大阪一名高中女生因发色被学校劝退,一怒之下将学校告上法庭。这名女孩的头发天生是棕色,老师要求她染黑,否则就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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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校甚至对学生内衣的颜色进行规定,并且由教职员工监督检查,结果导致了不少性骚扰案例。

据“不登校新闻”网站报道,今年3月8日的一项调查显示,1/6的日本初中对内衣颜色有要求,其中相当一部分学校会进行检查;曾受到教职员工性骚扰的学生比例为1.9%,这意味着每两个班级中,至少有一人曾被教师动手动脚。

试图获得父母更多关爱,也是孩子们“不登校”的原因之一。日本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很多父母既无时间也无精力照顾孩子,使得孩子以出格的方式获取关注。“我想多看看父母,我一天也没机会跟他们说上几句话。”曾经的“不登校”儿童棚园正一告诉日本《朝日新闻》。

还有些人纯粹反感上学。“学校就如此重要吗?”有人在“不登校新闻”上匿名写道,“我现在30多岁了,依然不理解为什么必须上学。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我总是很痛苦。当然,我知道学校存在的意义,但我不适应学校的‘框架’……为什么我不能做想做的事,要像个奴隶一样被困在学校里?”

他们为帮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

讨论“不登校”问题的同时,日本社会积极探讨解决之策。教师家访、单独辅导等措施是“标配”。枥木县宇都宫市从2007年开始实施“缺勤一天就打电话,连续两天就家访”政策。

名古屋市在网上公布了详细的“不登校对策基本构想”,目标是在追踪孩子心理状态的同时,减少父母的焦虑并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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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不登校”的孩子学习,教师工藤拓哉开设了带小隔间的活动室。

一些人尽其所能,为救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据《朝日新闻》8月7日,43岁的教师工藤拓哉在石川县金泽市开设了名为“每个人的位置”的活动室,配有平板电脑、无线网络,还有从小学到高中的试卷和习题册。房间隔出了一个个独立空间,孩子们不必与他人接触。

小幡和辉对“不登校新闻”说:“为了告诉孩子们“你不是一个人”,减少他们的孤立和绝望感,并提供更多出路,我们建立了很多专门的信息渠道。

就算不去学校上课,也能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样的先例很多。我认为,得知这一点会令你的焦虑消失。”

很多人呼吁社会给予更多的宽容。东京地方议员海津敦子在美国《赫芬顿邮报》日本版上发表《逃学不是问题行为》一文,她写道:“我们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开开心心的吗?谁都有沮丧的时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样……让他们返回学校并非唯一目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路。”

宽容和理解对孩子至关重要。“当我不上学时,最不愉快的事就是听到母亲问:你今天想做什么?”山口真央说,“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就会情绪失控地说,我知道我必须去那里!但又没有勇气对母亲发火,只能尽可能不去看她的脸。”

24岁的楢崎唯对此感同身受。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就不上学了,最糟糕的回忆是受抑郁症折磨时,父母却告诉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不只是你。”“哦,连父母都不承认我的痛苦……我哭了。”她对《东洋经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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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学校”成为纾困之道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民间团体把“不登校”的学生集合起来,通过私人教育让他们得以继续读书。政府肯定了这种做法,并帮助其转型为财团法人,以便获得财政补助,就读的学生也能取得有效的学位证明。

进入2000年,这类机构愈发勃兴,被统称为“自由学校”。它们培养的一些学生经过短暂磨难后重回正轨,甚至有自由学校的毕业生考上了东京大学。

日本第一所自由学校是奥地圭子于1985年创办的东京新宿学校,后来“转正”为东京新宿葛饰中学。该校在日本名声卓著,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到该校访问。

距离葛饰中学不远的新宿大学也是自由学校,小幡和辉就毕业于此。该校校舍是一栋普通的两层小楼,大学部在地下一层,二楼是中小学,一楼则是办公室和活动室。

大学现有4名职员,40名学生从16岁至23岁不等,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当学生们需要学习某一专业时,新宿大学就邀请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前来指导。

这所学校学生不多,课程范围广泛,包括哲学、人类学、音乐、戏剧、法律、历史、电影等。不过,新宿大学的毕业资格不受政府认可。

这里没有固定的学制和毕业年限,校方运营除了收取学费,还要靠学生各尽所能,比如学习戏剧的学生定期演出剧目,售卖门票。

“那些学生非常闪亮和活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署名“息子”的母亲在博客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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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学校非万用灵药,首要的问题就是供不应求。日本约有3万所小学和初中,自由学校则不到500所,远远满足不了“不登校”学生的需求,费用也不菲。

据“不登校新闻”调查,自由学校平均每年收取学费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何况,相当一部分孩子根本不愿出门见人。

在日本,“无法适应集体生活”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不登校”的孩子在升学和求职中都会遭遇重重歧视。“不上学是不被允许的”“去自由学校的是弱者”“除非你回去上学,否则没有未来”,这些声音都在折磨孩子们本已脆弱的神经。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参考”,作者袁野。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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