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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位跳地戏的女人,看乡土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未来

作者:超人瑞雯 发布时间:

从第一位跳地戏的女人,看乡土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未来

作者:超人瑞雯 发布时间:

摘要:关注农村教育的未来不仅是为了扶贫和乡土文化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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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戏 图片来源于网络

胡成英是长顺县屯堡村寨第一位跳地戏的女人。

地戏是明朝调北填南时屯守背景下兵士们演武操练的娱乐形式,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当地不成文规矩“女人念佛,男人跳戏”的影响,“女人不能跳地戏”是一种农村的习俗。

然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乡村空巢化的影响,这些原本植根于乡土民俗的少数民族文化“断裂”明显。屯堡村寨里的地戏艺人是平均年龄在70至80岁的高龄老人,年轻人外出打工也不学习地戏。

胡成英忧心忡忡:如果学校再不传承,恐怕地戏会消失。

民族文化传承断裂背后,折射出了农村教育的另一大问题:标准化、城镇化、让农村教育缺失了乡土特色。缺乏对脚下土地的认识,就很难谈乡土热爱,这也是农村进一步留不住人的原因。

《只有“屏幕”难以改变命运,农村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更多可能》一文中,我们重点讨论了“城挤”、“镇宿”、“乡弱”的农村教育格局和农村教育公平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的未来中,乡土教育同样是需要重视的核心议题。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乡土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未来”发布会上,中国科学探险协会青少年科学考察工作委员会展示了反映长顺县“乡土教育”的探索实践纪录片《这方热土这方情》。纪录片在积累十年影像资料基础上,历时三年拍摄制作,记录了长顺县成其灵校长和地方老师、学术界、县政协、民间机构乐施会等各种主体在探索“一个小而美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实践上的努力,是一个乡土教育有益的探索和示范。

胡成英是当地马路乡幼儿园园长,也是一个对当地刺绣、山歌等民俗文化十分熟悉的地方“文化精英”。第一个跳地戏的女人就是在乡土课程试点模式中涌现的案例。

乡土教育的实践与落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对长顺县乡土教育实践的评价是:很深入很丰富,没有局限在一般校本课程的模式中(仅编写课程,增加了知识),而是突出了联动互动。教育通过将课堂拓展到了乡村社区之中,把学校和社区密切联系起来,带动了整体乡村乡土文化的发展。

那么,长顺县的乡土教育的校本课程究竟是如何编制和实践的?分三步走——

第一步,调研。我们有哪些乡土文化资源,他们分别是什么样的,有着怎样的历史,现在发展如何。这需要地方文化精英的支持。

第二步,编制教材。在诸多地区性知识文化中筛选值得学习的精华,如何结合知识学习、主题讨论、戏剧教育等多元的学习方法,编制教学教案,系统性学习乡土文化。

第三步,社区课堂联动。教学实践中,把乡村社区中“文化精英”请到课堂中当老师,把学习的课堂从校舍搬到社区中,让学生和乡村社区联系更紧密。

在落地过程中,一定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传统习俗限制:如“女人不能跳地戏”的习俗花了胡成英一年的时间和当地的地戏艺人沟通说服。“认老根,打亲家”是说服乡村社区中“文化精英”的技巧,最后胡成英就是以“女徒弟”的身份向地戏艺人拜师成为了屯堡村寨第一位跳地戏的女人。

做完就断档:项目制的一个问题在于缺乏后期持续改变和完善教材的动力,在长顺县试点校推广到县属其他学校的过程中,需要对教材做针对性修改。长顺县通过和学术界合作,以课题研究的方式来持续跟进。

各地乡土文化差异大:即使是同一个县,不同村的乡土文化也有明显差异。为了让校本教材更灵活可修改,长顺县采用了活页校本教材,即不出版、不发行、电子PPT形式的方式,在电子屏幕基本“班班通”的技术支持下,相比纸质教材能有效降低成本,“今天编明天上”,时效性也更强。

师资匮乏:“师资平均年龄大,缺科目老师”的问题在长顺县可以通过特岗老师招募的方式缓解。但特岗老师虽然受良好示范教育,学科知识强,但在地方性知识层面由于外来人的身份很难真正了解。这是乡村老教师擅长的地方。在乡村,学校老教师往往就是地方上的“文化精英”,由他们来做校园文化工作,和精通地戏、刺绣、山歌等地方性知识的手艺人紧密联系,带动社区和学校的乡土文化整体发展。

目前长顺县的乡土课程仅面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课时安排上每周有固定1课时的乡土课程,一学期18周,两个学期即可以学完全部乡土教材。在固定的乡土课程之外,语文、历史等学科中也会逐步渗透乡土教育的内容,扩大乡土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除了课时的拓展,长顺县也在探索把课程不断向年龄段两边延伸,向学前幼儿园和初中年级学生覆盖。

介绍完长顺县的乡土教育实践,还想来讨论下农村教育未来的几个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长顺县的乡土教育试验可否复制?

资金和对校长的评价压力是乡土教育复制、推广难的两大客观因素。长顺县之所以能够开展乡土教育,离不开这两个层面的支持。据介绍,长顺县乡土教育的实践项目花费约在50万元,资金来自民间组织乐施会的支持。东部地区财政预算充足,自然能有预算发展乡土教育,中西部地区则不然。评价维度上,升学率和毕业率是评价校长的核心维度,那么乡土教育的推广动力就会受限。

政策没有缺位。今年5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就两类最难的学校发展建设提出了具体措施,涉及布局规划、办学条件、师资建设、经费保障、办学水平等多个方面,其中经费保障部分提及“乡村小规模学校按100人拨付公用经费和对乡镇寄宿制学校按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农村教育?背后是对“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农村教育?”的思考。

有观点认为,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让教育永远摆脱不了筛选性。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很有意义,但大学可承载学生数的有限意味着总有孩子被排除在外。客观事实上,这些落后的孩子多来自农村和草原等基础教育资源匮乏的地方。

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讲,大学或许就不在规划中。对于这样的孩子,教会他们自信、学会学习,热爱家乡,拥有建设更好家乡的能力,更好生活或是农村教育的命题。因此乡土教育显得更加重要。

基础教育质量和机会公平依然是农村教育的重大命题,但上述观点也值得参考。

从小规模学校开始

关注农村教育的未来不仅是为了扶贫和乡土文化抢救,而且更是有前瞻性。对于农村教育而言,小规模学校或许会是一个好的突破口。

在刚过去的罗振宇跨年演讲中,也提到了一所具有前瞻性的小规模学校:四川广元范家小学。百人规模的学校让教育个性化有了可能。“小规模学校也可以办得很好,好像一个国际学校放在了特别山村的地方,让人感觉走错了地方”。其他有舆论传播亮点的小规模学校的还包括富文乡中心小学、石龙小学等。

2016年国家统计数据则显示,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9913.01万人,其中城区3267.18万人、镇区3754.10万人、乡村3558.77万人,农村在校生占全国三分之二。不足百人的小规模学校共12.31万个,其中乡村有10.83万个,占全国总数87.98%,这些处于“信息孤岛”的老师,正在陪伴全国三分之二的小学生成长。

农村教育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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