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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赛道未必能成资本“香饽饽”

作者:蓝鲸edu 发布时间:

托育赛道未必能成资本“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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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育赛道,是否真能成为资本下一个追逐的“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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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此前处于政策空白的0-3岁托育服务行业,首次提供了国家级发展指导意见。

与此同时,文件及吹风会中“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这一基调,使资本入局大概率上不再“提心吊胆”。

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度思考:托育赛道,是否真能成为资本下一个追逐的“香饽饽”?

虽已存在多年,但托育赛道的兴起是由政策所催生

相比于2015年起即有上市公司和资本方布局的幼儿园市场,2018年才逐渐受到关注的“托育”赛道,无疑是一个“新生儿”。结合近两年监管层对托育市场的关注,我们发现“托育”赛道虽已因供需关系存在多年;其真正兴起,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监管层自2018年起一系列政策精神所推动。

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

此时“托育”尚未特指该赛道,但两会时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围绕“建立政府主导的0-3岁托育服务体制,多元共建相关机构”所制订的提案,无形中为托育行业发展定下基调。

5月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的《指导意见》、《办法》和《设置标准》。上海成为对托育市场进行政策规范的先行者。该系列政策的发布,上行衔接社会背景,下行衔接行业现状。

社会背景是“2017年初上海托育机构能服务的幼儿数量仅能覆盖总量的2%”,行业现状则是“赛道鱼龙混杂,处于柠檬市场阶段”。这一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体现“市场倒逼监管”的尴尬境地,但终究是一个好的区域性开端。

2018年上半年,托育这一赛道正式进入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资方视野;而下半年至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该赛道真正“火”起来。

2018年6月红黄蓝股价悄然回暖,引发“资本与情感”的媒体讨论。之后有媒体报道称,红黄蓝幼儿园加盟业务“重出江湖”,资本逐利的特性再引舆论关注。

2018年11月15日,“学前教育新政”出台,明确要求遏制过度逐利行为。“逐利型”资方,迎来最严监管。中泰证券和中信证券的教育团队彼时即表示,未来幼教集团发展路径之一将向早教(0-3岁,培训类)延伸。12月初,威创公开表明“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的指导下启动未来学校项目,涵盖未来托育中心等”,收购幼儿园的上市公司开始谋求破局之道。

今年2月,教育部等18部门联合印发《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方案》中出现“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的资本利好要求。

3月下旬,红黄蓝发布2018财年年报。报告中明确表示,“未来将形成幼儿园、托育中心等四大事业版图”。其副总裁张帆也将红黄蓝定性为“0-6岁综合性早期教育服务提供商”。4月底,威创也发布了2018年年报。其在财报中披露“将进一步加大在0-3岁儿童托育、早教的投入”——旗下有大量幼儿园的上市公司开始选择布局托育领域。

托育需求虽有,但并非绝对刚需

在经营层面上,托育赛道能否像之前的幼教赛道那般适合资本流入?蓝鲸教育近期与数位资深教育工作者深入沟通,了解他们对这一赛道未来发展的看法。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周对蓝鲸教育指出,从政策与法规的层面出发,《照护指导意见》出台最大的意义就是分工明确。“这次强调了照护,业务主管部门是卫健委”;且明确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工后,“具体问题也有对口部门监管或负责,有利于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他说道。

在他看来《指导意见》的出台,部分条例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进入的安全感”,是一种利好。托育赛道有机会充分市场化、受教育政策的影响较小,“但需求虽有,却也不是绝对刚需,因此资本介入需尊重市场规律”

多鲸资本创始合伙人姚玉飞则从投资人的角度观察,发现如今赛道中的玩家主要有四类:一是传统的托班和“小饭桌”;二是成熟早教机构自己开办的托育班;三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开设的企业托儿所,“例如携程亲子园和沪江的托管中心”。

第四类则是近年兴起的、陆续拿到融资的一批托育机构,“例如北京的MoreCare;上海的袋鼠妈妈;主打南方市场的纽诺育儿;主打三四线城市的书香园托管,及偏中高端的圣顿等”。

托育阶段,在姚玉飞看来本身不属于国家需承担抚养义务的阶段,因此“有资本进入的空间”。且标的也较易受上市公司青睐,“因为这是教育行业的入口级赛道”。但实际上,据其观察目前尚未有上市公司收购托育标的,“主要原因还是赛道不成熟、标的稀缺”

金色摇篮创始人程跃博士对托育赛道的未来并不非常乐观,其对蓝鲸教育指出,“现在托育市场有点过热了”

在他看来,首先从政策角度出发,《照护指导意见》在该赛道刚兴起时,就已强调了家庭为主、托育为辅、普惠优先,“管理逻辑已经完善,这是幼儿园赛道刚兴起时都没有的”。因此若社会频繁出现“入托贵”的呼声,监管层肯定会出手整治。监管层目前在做幼儿园普惠,“其目标不可能是将3-6岁入园贵的压力转嫁到0-3岁去,普惠优先是必然的”,他说道。

其次从家庭需求分析的角度讲,如今已到了90后为人父母的时期。对应的老一辈人群,不少是50岁左右、精力较充沛,“如果托育高收费,他们会计算和考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自然成长规律。

程跃博士指出:孩子6个月前几乎不可能送去托育,因为这一年龄段家长的主流观念还是在家看护;6个月后会有少量托育需求,但主要是亲子活动,送到托育机构的概率并不高;孩子1岁后会走,此时家长若非常忙碌则可能有托育需求,但成本和安全也是相当重要的考量点;“会走稳是家长放心送到托育机构的指标”,但这已是1岁3个月后。

“1岁3个月至2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能才是托育需求最高的时间段。但这一年龄跨度太小了,2岁后大部分幼儿园又有小托班,孩子又进了幼儿园系统”,程跃博士分析道。

因此在他看来,“托育热会炒一阵,制订标准、收加盟费做推广的公司有机会在短期内获利,但真正做实体的利润其实很微薄”。他认为,“如果做托育不为挣钱,还是可以把机构做大的;但将其当做一个能快速盈利的优质赛道,并不现实”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蓝鲸edu”,作者迟磊。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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