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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县城干教培

作者:孙文敏 发布时间:

我在县城干教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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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县城里干教培,看起来很香,但也夹杂着特殊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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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培校长参考(ID:jiaopeixiaozhang),作者孙文敏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近300个地级市,2800余县城,超9亿人口规模。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万亿的商机。
 
如果说新东方好未来,精锐、昂立、卓越等,这些全国性的教培巨头在北上广制造了教培界的幻象。那么分布在县城的培训机构,才是教培行业的底色。
要知道,新东方+好未来两大教培巨头的市场份额不足5%。60万中小型机构,以蚂蚁雄兵之势盘踞在县城的居民区、写字楼、街道商铺,割去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头部机构垂涎很久,却想进都进不去。
 
在县城里干教培,看起来很香,但也夹杂着特殊与复杂。

01

90后郭老师,在天津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国企。光鲜靓丽之于,他在业余时间做起了副业。2018年,和朋友合伙在天津市开了一家培训班。后来,成本太高,竞争激烈。他把视线放到了沧州县城。
 
从天津到沧州,车程两个多小时。这个他土生土长的地方,有人情,有关系。而且家里有自用的商用场地,最重的场租就省下来了。
 
“县城家长对分数有宗教式的狂热。”
 
每到开学季,县城往往最热闹。街头巷尾拥堵着人群,热议的话题大都和孩子成绩有关。考最高的分数,上最好的初中,上最好的高中,目标就是高考。简单,粗暴。在县城,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家长们依托这根稻草,想让自己的孩子改变命运、阶级,往高处走。
 
刚需在,培训班当然很火。“一开始就比较顺利。最初的招生资源,是家里的朋友介绍的。”
 
中国大地的县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它是由一个个小单元的熟人网络沟通。这里关系大于规则。大街上的人,闲聊中就能拉出各种裙带关系,人们看重口碑和名声。但,这又和品牌不太一样。
 
“沧州也有大品牌教育机构,如新东方,但家长不太认,人们更愿意相信熟人介绍。”
 
早在2015年,好未来、新东方等头部品牌就开始做市场扩张。从一线、新一线、二线、三线。新东方用双师、东方优播在下沉市场突围,好未来在多个城市设立培优中心、一对一中心。但至今还没有拿下县城。离县城近一点的地方性龙头也在想办法进入,都想在这2800多个县城寻到商机,成就霸业。
 
但他们至今久攻不下。
 
一方面,县城上大学的年轻人回流率很低,培训机构的老师,大多是二本、三本及专科的。211、985大多聚拢在更大的城市。人才供给跟不上,成为了新东方、好未来们下沉市场掣肘的原因。另一方面,K12市场差异性大,每一个县城、地区之间的教育要求、特色标准不一样。想克服水土不服,是一个长线的过程。
 
综合因素,给了郭老师这样的创业者很大的机会,当然,他也享受到了红利。
 
“我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在老家县城的口碑也比较好。第一批亲戚介绍的孩子教的很好,家长很信任。慢慢的,学生就多了。”没有大成本做市场招生,纯靠口碑和转介绍。一年的时间,郭老师营收做到了120W。
 
“大班授课,只在周末的时间,同时也有一位兼职老师。整体支出少,收入还不错。”这种“小而美”的工作室经营又给了郭老师新的思考。“未来,我想把这种模式复制。在可控的物理距离,把一线的师资输送到县城。”

02

在泗水县做培训机构的张校,他的教培经历,是暖色调的。
 
他来自济宁一个贫困县城,不到60多万的人口,开办培训班十多年,年营收做到了600万。
 
“2018年有4位老师年薪10万以上,2019年有了10位老师,2019年老师薪酬分红260万,我们的营收有600万,课消收入445万。”这是他分享的一个账单。
 
出身农村,小时候母亲卖香烟赚钱。每天一块两块数钱。尽管家庭条件拮据。1988年,父母毅然决然把他转学到县城小学。他也成为班上唯一一位从农村转来的学生。
 
转学后的他,有农村孩子的自卑。所幸有一位王老师,一直在鼓励,帮助他。
 
“王老师让我看到了为人师者的善,是人之初心、本心。”
 
因为这个原因,教人为善的种子埋在了他心里。顺利从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政府,工作了3个月,自己便辞职创业。最初,2004年在泗水县城开了书店。2008年,正式和爱人租了小店面,开了培训辅导机构。
 
“2008年爱人进入了培训行业,刚开始几个孩子,她是拼命的教啊,一间教室,备课只在家里,招生拿着几分一张的小红纸,逮住家长就开讲,两个孩子在家里嗷嗷待哺。是她的一路坚持和满腔的热诚,还有极好的专业打动了越来越多的家长,同时又有几名老师加入了到了这个团队。”
 
3年后,他们的校区从一家,新增到3家。经手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有留守儿童,有各种“差生”,也有“问题小孩儿。”.....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开设校区,算是一个节点。那个时候我和爱人开始觉得,开培训班不仅仅是我们赚钱的事业了,我们有自己的团队。需要承载更多东西,为老师、为学生可以做更多一点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我们必须要成就我们身边的人,只有成就了、幸福了我们身边的老师们才能成就幸福更多的孩子们。”
这是一个在县城教培人坚守的故事。
 
当然,县城又是复杂的。

03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中国没有佛系家长,只有焦虑的家长,县城更甚。很多培训机构抢着为这种焦虑买单。
 
杨校的机构在河北一个县城。这里各类补习班林立,但规模普遍比较小。“大家都在说学而思、新东方什么的,那些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主要的竞争来自公立校老师校外补课。”
 
一县一世界。即使是县城和县城之间,差异性也很大。一方面,封闭、与外界隔离,这种天然的属性让县城自带保护屏障,将来自头部机构的外部竞争挡在了门外。另一方面,县城里面交织着各种纷繁复杂。
 
虽然教育部已经明文规定,严禁公办教师到民办学校有偿补课。但在很多县城,政策容易浮于表面。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老师不仅在校外补课,还开培训班,这种在四五线城市很常见。尤其村镇上面的老师、搞副业的特别多。”“我们附近一个公立校副校长,在校外和亲戚合伙开了培训班。也让学校的老师帮忙宣传,抢了很多生源。”
 
优质师资供给不够,公立校老师成了香饽饽。即使违规,在关系大于规则的社会,也会如鱼得水。
 
县城教培市场又充斥着“小、散、乱。”多如牛毛的小机构,分布在各种各样的居民区、写字楼、街道商铺。却也是市场乱象丛生的缔造者。有办学许可证、教师资格证、满足办学场地面积要求的,是少数。
 
从2018年课外辅导市场开始史上最严监管,陆续又出台各类的行业规范政策,不可置否,关于课外辅导机构的淘汰赛早就开启了。合规成本高,不合格风险大,封闭在县城的小机构们,也得思考在保护伞下能撑多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教培校长参考”。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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