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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矛盾愈演愈烈:怕“撕票”的家长,被挑战的教师

作者:徐天 发布时间:

家校矛盾愈演愈烈:怕“撕票”的家长,被挑战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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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长挑战教师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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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徐天

“她是我的噩梦!”北京家长张静这样形容儿子豆豆在小学低年级时的班主任。一周至少有三天,她会被温老师叫去学校。理由多样,豆豆没带作业本、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跟同学打闹等。每天,全班家长都会收到温老师群发的20多条信息,对当天表现不好的孩子一一点名,并要求家长到校沟通。最夸张的一次,早上7点20分,张静送豆豆去学校,临时被温老师拦下,要求她留下陪读,因为豆豆课堂纪律不好。直到中午,她才被“赦免”离开。

两年的时间里,张静几乎不工作,对温老师的召唤随时待命。她的喜怒哀乐似被控制了,负面情绪占据了生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肉眼可见地滑向冰点。她与先生吵架到凌晨,自责怎么就教育不好孩子,又互相指责为什么不对孩子多付出一点。

她也开始反思,从不给正向反馈的温老师,教学方法对吗?一次沟通时,她说:“温老师,咱俩商量商量,是不是去看个医生,到底是我有心理问题,还是您有心理问题?”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再参加家委会,也不再去学校与老师当面沟通。张静清楚地知道,因为孩子,自己与温老师存在难解的矛盾。

张静不是孤例。两方冲撞产生出的家校矛盾,已是不可忽略的、极具广泛性的问题。11月,江苏一位家长因不满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在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中怒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河北沧州,因为不满儿子班主任再三地向自己暗示“索贿”,河北沧州的家长汪文月向教育局实名举报;辽宁沈阳,第127中学一位学生家长,因举报教师金某有偿补课遭到金某丈夫殴打。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问题极具中国特色。家长产生民主化诉求,但家校关系不仅仅与家校双方有关,还被教育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以及内卷带来的普遍焦虑所影响。想要解决家校矛盾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且道路漫长。

模糊的边界

大女儿的一年级,在杭州家长方棋看来,唯有“很痛苦”这三字可以形容。

她和先生从没有给女儿报名过幼小衔接课程。入学第一天,差距就出现了,老师上课教拼音,其他孩子有基础,只有女儿跟不上。别说在规定时间内拼读了,女儿就连正确拼读都成问题。为了完成家庭作业,方棋夫妇每天晚上轮流给女儿补课,一小时起步。他们理解不了,一贯聪明乖巧的女儿怎么连拼音都学不会。补课逐渐变得歇斯底里,夫妻俩都对女儿吼过,也互相指责过。同住的爷爷奶奶心疼孙女,与儿子大吵,一家人鸡飞狗跳的日子直到女儿上了三年级才慢慢好转。

还没缓上几年,小儿子也入学了,方棋特意给他报了幼小衔接。没想到,她每晚依然要花至少一个小时在儿子的家庭作业上。作业花样繁多,每天阅读30分钟图书,听15分钟英语材料,并跳绳15分钟。方棋需要对不同作业形式拍照、录视频,并上传打卡。

除此之外,学校还有家长网上课堂,每周一个主题,比如如何表扬和批评孩子,方棋需在课后提交100字感想给老师,一周一篇,雷打不动。她还要隔一段时间就去学校站岗,帮忙维护上下学秩序。她赞同家校协同,但也觉得,有些事情不应该由家长来承担。

这是学界近几年在探讨家校关系时的重要议题,家校权责分界。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吴重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时代的变化使得许多社会角色处在动态调整之中,学校与家长也是如此。边界模糊,定义重组,权责正在重新划分。双方对彼此的认知既有传统的认知,也有新的理念在其中,这种情况下,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NNPS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爱普斯坦就此提出了一个理论,交叠影响域。吴重涵指出,家校双方的权责会在某片区域交叉重叠,需厘清双方各自的定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指出,家庭教育本质上说是生活教育,而学校教育则是系统的知识教育。孙云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庭教育不应承担辅导孩子学习、批改作业等任务,应警惕家庭教育的学校化、知识化倾向,尤其是学校不断给家长增加任务,将家长变为助教。

批改作业的变体很多,大部分学校都不会将这种要求摆在明面上。对包括方棋在内的许多家长来说,当助教的时间是他们自愿付出的,是为了孩子必须付出的。在家校权责边界上,还有更多的重叠区域。在学校眼中,家长可以承担多重角色——开学前打扫卫生的小时工、大型活动的免费劳动力、更多社会资源及社会关系的中间人。

上海一所著名的小学,每年会有主题活动。校方提出,希望家长拿家中的闲置物品来布置教室。通常,校方会给各班提供两三千元的经费,家长们凭票据报销。但家长若希望布置地符合期待,这些经费和家中闲置物品都远远不够,不少家长选择自己出钱。有一个孩子平时比较调皮,家长觉得给学校添了麻烦,主动承包了年级走廊的设计和布置。一个班级以意大利美食作为主题,班上几名家长自费尝遍上海排名前20的意大利餐厅,并请到大家一致好评的餐厅主厨,在活动当日给学生们做意餐。

在一二线城市的优质中小学,家长自发自愿“为学校做贡献”的情况并不罕见。吴重涵发现,有阶层优势的家长在参与中具有优势,而弱势地位的家长则处于“雪上加霜”的不利地位。但总体而言,家长所承担的小时工、免费劳动力等角色,通常是被学校要求“扮演”的,家校矛盾由此产生。

吴重涵曾在江西省内做过大量走访调研。他发现,同样是请家长到学校帮忙监考,两所学校的态度不同,最终结果大相径庭。一所省内重点学校,要求家长提前来校报到,给他们分配好监考考场、讲清监考准则。考试当天,与监考家长再无沟通,也没有老师现身。一位大学教授作为家长参与了监考后说,“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

而在一所偏远的县城中学,一位农村背景的家长也被要求参加监考。家长此前认为,教师工作是铁饭碗,一周只上几节课,还能拿几千块钱,工作真是舒服透了。监考时,老师始终在场,且与家长有诸多沟通。后来,这位家长告诉吴重涵,原来老师带班多,光是上课备课、批改讲评作业的任务量就很大,与自己想的不一样。

“同样的事情,是单纯将家长当劳动力来使唤,还是着眼于建立信任关系,其结果截然不同。”吴重涵指出,在当前交叠影响域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如果非要对这一区域分割清楚,并一一划定权责是归属学校还是家庭教育,这种思路并不正确。他认为,大家更应关注,在交叠影响域中,家校应如何建立信任、开展合作。

家长挑战教师专业主义

开学了,浙江金华的十几名家长围堵了校长四天。孩子所在班级刚刚迈入五年级,要经历第三次班主任调换。家长们得知消息,立刻炸了,“五年换三个班主任,这也太频繁了。而且这次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怎么能带好孩子?”家长们要求换一个有经验的班主任。

这所学校是金华有名的小学,家长们冲着教育资源而来。校长也有自己的考量:第一任班主任是老教师,教完一年就退休了;第二任班主任是年轻教师,但教完四年级就离职了。他向家长解释,这些都是客观原因所致,新教师是学校管理层多次讨论后确定的,不可能家长一闹就换人。博弈到第四天下午,双方相互妥协:让新班主任先带班一个月,如果家长还是有意见,学校再考虑是否更换。

类似现象也非常有代表性:家长们都普遍拥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他们插手学校教育、与校方进行博弈。最典型的,就是新中产家庭在其中的角色。

上海市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上一代家长的学历普遍都不高,通常在出生地读书、工作,且工作包分配,没有经历过激烈竞争。而70后、80后的中产家长则不同,他们通过高考从全国各地迈入一二线城市,实现了阶层流动、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虽然大学已向普通人敞开大门,但优质的高校资源仍然不多。当前,社会内卷严重,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艰难,不少大企业的招聘都标明,要求双一流毕业生、海外知名高校毕业生等。为了不使下一代阶层滑落,中产家长热切地关注教育,期待其带来的高回报率。

围绕着考试、排名,是双方冲突最激烈的战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邓冰清在调研时了解到一个案例,一所重点初中的初三班主任郝老师认为不能把学生逼成考试工具,在一次升学模拟考试后,决定不公布成绩排名,只是让学生熟悉题型。几位家长得知后,与郝老师产生冲突。家长反问,现在哪是减压的时候?

在习惯“鸡娃”的中产家长眼中,分数、排名至关重要。不过,另一派则截然不同,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有过留学经历,对西方教育理念有所了解,有一批中产家长对学校提出了“快乐教育”理念。

语文老师钟溪在一所高校的附属小学任教。今年9月,新生入校,钟溪发现,有个孩子的控笔能力极弱,恐怕在读小学前从未拿过笔。钟溪找孩子家长谈话,得知孩子在国外读的幼儿园,没有学过写字。钟溪建议,可以给孩子报绘画兴趣班,增强控笔能力。家长婉拒了,理由是国内的绘画兴趣班要求孩子照着范本画,压抑创作天性。

这不是钟溪碰到的第一个要求“快乐教育、释放天性”的家长。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曾有一名家长,每到期末复习期间,都要给女儿请假,带她出去玩,“因为备考氛围太紧张,接受不了这种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孩子在小学阶段转学了三四次。钟溪所在的小学不允许公布考试排名,钟溪在进入高年级后,会告诉家长,每次考试95分以上的学生人数。一位家长来找她,觉得自己孩子压力很大,希望她不要再公布这一数字。

浙江省的小学语文老师范琳也曾碰到过类似的家长。无论她布置什么家庭作业,有一个孩子总是完不成,甚至有时候是家长代笔的。她去家访沟通情况,家长表示,做作业让孩子不快乐,不如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家长不懂教育,要求千奇百怪。”范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常情况下,她都不会采纳家长要求插手教学的意见。

西南地区一家民办教育集团的部门负责人姜延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课外辅导机构的一对一教学,学校提供的更像是团购服务,学校不可能因为个别家长的要求而妥协。如果今天满足了家长“希望学校不要管理这么严格”的要求,明天面临的可能就是“某个教室墙颜色不好看”的意见,“家长插手学校工作的界限在哪里?”

邓冰清在论文中总结,家长赋权增能意识的觉醒,冲击了教师专业主义。家校冲突,某种程度上说,是二者的权力博弈。孙云晓也指出,随着家校权责边界的模糊,家长的权利在增加。家长对办学有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但不能剥夺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惩戒还是“撕票”?

小学毕业后,豆豆与张静多次复盘在温老师管理下的校园生活。他们都用了一个词:冷暴力。

豆豆调皮,温老师罚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两年内没有调换过座位。如果豆豆做错了事,温老师会让全班同学集体指正他,哪里做错了、大家应该怎么做。惩罚时间内,豆豆无论上下课都必须在座位上坐着,不准去其他地方,班里的同学也不许跟他玩,放学了不能和他结伴回家。

一段时间里,张静害怕去接豆豆。她怕老师突如其来的告状,也怕豆豆的同学冲她喊今天豆豆哪里没做好。豆豆也同样低落,甚至抗拒去学校。而奇怪的是,温老师带班的三年里,她虽然罚过豆豆无数回,却从来没有跟豆豆深谈过哪怕一次。

最近频频上热搜的河北沧州家长汪文月的孩子顾明,也遭遇了类似的冷暴力。在汪文月拒绝了班主任曹老师的索贿后,顾明虽然每科成绩第一,其他各方面表现也都好,但从未被评上过模范生。在被撤掉班干部职衔后,顾明问妈妈,曹老师是不是故意针对自己?汪文月明知答案,但还是对他说,曹老师想让你有更多进步的空间。顾明突然情绪爆发,他大哭:“妈妈,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你为什么还是向着曹老师说话?”

对许多家长来说,家校矛盾不到不得不爆发的点,他们通常选择沉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用“人质理论”也许能解释这种心态,家长把孩子送到老师手里,就像压了个人质,家长怕被“撕票”。

不过,如何定义“撕票”,老师是在行使教育惩戒权还是在“撕票”,再次绕回了难以界定的老问题上。

钟溪记得,学校曾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案例。小学生的奶奶向学校举报,说亲眼看见体育老师打了她的孙女。学校立刻展开调查,但无论是体育老师本人还是同班同学,都说这个孩子没有被打。后来,家长陆续又向学校举报了几次。比如,老师在课上批评了孩子,家长认为批评过重,孩子受到了伤害;彩排运动会走队列时,孩子原本站在最靠近主席台一侧,因她走的不太好,老师将她调换进了中间队列,家长认为,此举给孩子造成了心灵创伤。四年级之后,因为家校双方对“伤害”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孩子几乎就不再来上学。其他学校对这一情况也有所耳闻,孩子没能成功转学。双方争执不下,但受伤害的是孩子。

惩戒问题是当下校园里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家校矛盾中最难以调和的问题。2019年末,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规定了教师可以采取三个层级的惩戒方式,包括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一般惩戒包括点名批评、增加适当运动、面壁罚站等,较重惩戒则包括隔离反省、要求家长到校陪读等,严重惩戒则包括不超过一周的停课停学、专业矫治、转学等。

有人认为,这是教育部为老师授权,让老师敢管学生,也有人指出,这一《规则》如果使用不当,将引发更复杂的家校矛盾。人大附中翠微学校副校长赵志勤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以一般惩戒中“适当增加运动要求”举例:这一问题很难把握,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到底怎么样才是“适当”很难界定。北京教科院副研究员赵澜波也对媒体表示,对于什么情况下采取惩戒措施,衡量标准不够清晰,不好判断也不好执行。有的措施如果被滥用,后果严重。

林小英指出,尽管要从制度和法律上规范教师的惩戒权,但当前恐怕不会有家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老师来惩戒。面对惩戒,家长和老师通常都是“各怀心思”。当家长为了某个意见分歧点去找老师谈话时,家长心里的声音在说,我如果直接告诉他,他可能不会相信我的诚意,也许会给孩子穿小鞋。老师的心里也有一个声音,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能对他和盘托出吗?他会不会去校长那里甚至教育局告我?

林小英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我们所有人都投鼠忌器,很难做到真诚和信任,而教育这件事情最需要的就是真诚和信任。”

矛盾“复杂化”

在儿子顾明大哭一场后,汪文月又尝试与曹老师沟通,未果,她决定去教育局举报。

一开始,举报是顺利的,教育局认定了曹老师索贿。但很快,汪文月的举报信息被学校和其他家长得知,一批家长联合起来声讨她,放言如果她不撤销举报,班上的所有孩子都不去上学。学校让汪文月前去沟通解决问题,在办公室里,一名家长准备了一盆热水,趁汪文月不备,从她背后兜头浇下。

同样是家长,他们站在了汪文月的对立面。林小英分析,在权力强弱势的显著对比之下,其他家长大概不相信个人反抗可以掰倒曹老师,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被冷暴力,更担心自己此前的种种贿赂、示好会成为沉没成本。

几天下来,汪文月与校方以及其他家长的矛盾并无缓和的趋势。她的母亲听到,校长给辖区派出所打电话,希望派出所把汪文月拘起来。隔了几天,汪文月被拘留。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看守所所长问她,你做了什么事,居然要被拘留20天?她痛哭,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什么错事都没做。

林小英说,现在的学校是个多孔的组织,在开放办学的理念指引下,打开了很多空间以供评价和检验,就像一张溃烂的皮肤,容易招来苍蝇。在家校双方之外,许多社会力量都想对学校事务插一脚。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介入,也有可能让矛盾更难以化解。姜延所在的民办教育集团,今年就被家长向教育主管部门举报过。集团管理的幼儿园在疫情期间推出了许多线上课程,都是老师自己录制,不强制学习、不要求打卡,每天由班主任发在微信群中。几天后,一名家长去教育主管部门举报,理由是自己没时间带孩子上网课,孩子吃亏了,希望幼儿园的网课全部停止。教育主管部门对此的处理结果是,集团下属的其他幼儿园照常在微信群发送线上课程,而举报者所在的幼儿园微信群不再更新网课。家长如果感兴趣,可以去集团公众号上下载。

姜延说,教育主管部门往往会在接到举报后选择息事宁人。林小英也指出,现实的许多案例表明,家校双方遇到矛盾时,迅速引入第三方或上级介入矛盾也不见得就是化解问题:主管部门的心态是求稳,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牺牲自己权限所及的人,首当其冲的就是体制内的教师。这样的案例向家长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摆事实讲道理之外,可以投诉、告密。

林小英认为,家校矛盾已经越来越复杂,不过学校至少可以做两件事,一是在校内建立表达不满的途径与机制,让事情能在校内得到解决;二是学校要习惯走下表彰台,不要总想着去教训或教育家长,有时候也需承认自己会失败、会犯错。

边玉芳和孙云晓都指出,家校冲突不仅仅是教育内部的事,还与当前的人才评价体系相关。高考毛入学率相较过去已有大幅度增加,大学已不是精英教育,家长的焦虑还来自就业率的倒逼。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彻底改革教育评价问题,家校矛盾的60%或许可以迎刃而解。

边玉芳指出,想要解决多重原因导致的家校矛盾,需要多管齐下,制度建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最近,越来越激烈的家校矛盾被媒体曝光,教育部、各省市开始重视其中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予以规范。从2018年至今,山东、陕西、浙江等十余个省份教育部门出台相关文件,严禁家长批改作业。今年12月,教育部直接明确表态,对于要求家长完成或批改作业的,将“发现一起,严处一起”。

对争议不断的“班级微信群”,一些地市也开始探索管理方法。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推出《学校班级微信群公约(试行稿)》,明确规定教师的信息发布应控制在晚上9点前,如无十万火急的事务,家长在当晚9点半至次日7点前的休息时间内也不应该再打扰老师。渭南澄城县教育局甚至作出规定,班级群除班主任外全员禁言。

不过,储朝晖认为,这些规章制度都只能解决枝枝节节的问题,很多问题变体很多,有时候家校共谋,规范难以执行。家校关系中尚有诸多问题没被厘清,需要立法规范,但还不具备立法的条件。而可能更无解的问题是,家长本身的素质千差万别,当国家出台规章制度规范教师的行为,又有谁来规范家长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静、方棋、钟溪、范琳、姜延、汪文月、顾明均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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