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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和职业教育的前世今生

作者:孟景舟 发布时间:

学徒制和职业教育的前世今生

作者:孟景舟 发布时间:

摘要:在学徒制中已经可以看到现代学校所具有的招生、培养、毕业和规范的监督、指导等完整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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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图虫创意

*本文来源: 那年的大学(ID:mdxdlx),作者:孟景舟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试点中国特色学徒制,了解学徒制和职业教育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这一政策,可能有所帮助。

本文节选自博士论文《职业教育基础概念的历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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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方面,在人类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

原始人的生活在于能获得满足机体需要的手段——食物、衣着和住所,另一方面,也在于能通过崇拜的方式以安抚、控制或回避灵魂世界的敌对性。

原始人的教育由此也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是为了获得满足生活的实用品所必不可少的训练;另一个是在精心安排的方法或崇拜的方式方面给予训练,通过这种训练,使群体的每个成员能够努力安抚灵魂世界,或谋求它的良好意愿。

这样,孟禄认为前一个过程构成了他的实际教育,后者构成了他的理论教育。渐渐地,理论的教育发展成了学校,而实际的教育则在被叫作学徒制的组织中进行。

从此,学校和学徒制就代表了人类教育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们在“共同分担着为家庭和为社会服务的责任”的同时,也逐渐在彼此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学徒制被视作职业教育的原始形态。

当然,这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解读历史。其实,在人类文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校和学徒制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在古代,教师和师傅、博士,学生和学徒,都是同义词。

涂尔干认为真正的学校是在中世纪产生的,而在这之前只有教师,没有真正的学校。因为在中世纪之前,所谓的学校,大都是由教师招募学徒的一种方式,教学是个别化的,学生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整体,在形式上和手工业作坊没有丝毫的区别。因此,在涂尔干看来,中世纪的学校就是学徒制。不但是工匠,就是医生、律师、牧师这些所谓的自由职业,也是通过学徒制来培养的。

然而,亚当斯密则认为古人对学徒制一无所知。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中,并没有发现学徒制的记载。因此,亚当斯密是把学徒制和法律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即使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学徒制在很早就已经产生了。公元前210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曾有过关于学徒制的记载,[202]只不过那时还没有出现“学徒制”一词。英语apprenticeship一词,在权威词典中并没有“学徒制”的释义。虽然在《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第4版)(1975)中,apprenticeship被解释为apprenticeship system。但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1976)里,它依然只有两个基本含义:1、学徒或新手的服务或身份;2、学徒或新手服务的时间。Apprenticeship(学徒制)意涵的流行只是最近的事。这个意涵的流行应该归功于职业教育研究者。[203][204]

学徒制作为一种成熟的职业教育形式的标志,最初是和行会而非法律的紧密联系。因此,要想透彻地理解学徒制,就必须首先透彻地了解行会。有一种误解,认为学徒制和行会起源于中世纪。其实,学徒制和行会不是起源于中世纪,而是在中世纪达到了巅峰。

关于行会的起源,自19世纪起,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众多的行会起源说,虽然各执一词,但却证实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中世纪,行会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经济方面。如果,从教育的角度看,被苏联学者视为学校起源的青年之家,也可看做是行会的起源。还有我国基诺人的饶考,[2]都可看作是行会的早期形式。行会在最初的形式上,宗教和社交的色彩要远远大于职业的色彩。

中世纪行会的直接源头是古罗马的法团。涂尔干在他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法团的起源、盛衰,以及与中世纪行会的关系。涂尔干认为法团最初是因手工业而出现的。“自从手工业开始出现,产业还是纯粹农业的时候,也就是说,自从城镇形成以来,手工业行会就已经产生了。在罗马,它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但罗马法团和中世纪行会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宗教社团,也就是说它的宗教色彩要大于职业色彩。正如瓦尔沁指出的那样:“由罗马工匠组成的法团远不如中世纪法团那样具有明确的职业色彩。那时并没有什么方法上的规定,没有强迫学徒的事情发生,也没有排他性权利的出现,而且,它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积累资本去发展一家企业”。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罗马法团是“外在于社会的制度”,在古罗马的政治结构中根本找不到它的任何踪迹——它没有被纳入罗马法中,也不是独特的单位。在很长时期里,手工业都只是罗马的集体活动中的附属和次要的事情,而且,到了罗马时期末期,手工业变成了道德败坏的标志。

但是,中世纪行会的性质则与此完全不同。中世纪行会是随着中世纪城市的复兴而复兴的。中世纪城市的居民主要由商人和工匠组成,而商人和工匠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中世纪城市在与贵族的斗争中,最终脱离了其监护成为一个自治的公社。这个公社实际上就是手工业行会的集合体。因此,手工业行会构成了城市政治体系的基础。

涂尔干在论述行会的作用时,运用的是社会学的视角。他完全把行会看成了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力量,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和维护社会团结,并把它看作是可以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带来的道德沦丧的灵丹妙药。

然而,行会最早主要是被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英国在18世纪行会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时,就已经有著作开始探讨有关问题。19世纪以后,行会成为英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来说,行会无疑是一种保守和落后的力量。它对外进行就业垄断,对内实行强制性管理和监督,是一个享有封建特权的封闭性组织。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行会的产生就是出于职业垄断和保护技术秘密的需要。很显然,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不利于人员的自由流动和技术传播,和资本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当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行会制度就遇到了危机。

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对行会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的关注不同,教育学家则从另一个视角,即把行会当作一个教育组织对其进行研究,并由此为行会创造了一个代名词——学徒制。

如果用教育的视角来看,学徒制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学组织,它拥有一个系统的教学流程。在学徒制中,学习者的身份分为三等,即学徒、工匠和师傅。

首先,行会对担任师傅的条件、教学内容、学习年限、满徒条件、道德伦理等都作出了详细规定。这可相当于教学大纲。

其次,师傅按照行会的规定招收学徒,并和学徒签订书面契约。这可相当于教学管理制度

第三,学徒经过5—7年的学习,由师傅向行会申请,经行会审查合格后,可转为工匠,而工匠直到能完成一件可成为杰作的作品后,方可成为师傅。这个环节可相当于考核和毕业,而学徒、工匠、师傅这些称号也就是相当于不同的学位

这样,在学徒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学校所具有的招生、培养、毕业和规范的监督、指导等完整的流程。

如果从教学内容上进行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学徒制所蕴含的更深的教育价值。在学徒制中,师傅和学徒之间具有亲如父子的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它继承了古罗马法团的宗教色彩。师傅传授给徒弟职业技艺外,还对他进行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教育。此外,师傅还教给学徒简单的读、写、算的知识。如此看来,学徒制实际上是一个兼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教学组织。

这个教学组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将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而这也正是现代教育的特征。对于学徒制教育的培养目标——手工业工人这一职业当时的从业要求来说,它的教学内容的安排是合理、实用和高效的。这也正是现代职业教育研究者不断看重学徒制的教育意义的原因。

在经济上作为一种保守力量的代表的行会,在13、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之后,逐渐开始衰落。从16世纪中叶开始,对学徒制的控制权逐渐由行会转向国家,国家开始通过立法对学徒制的实施进行干预。

而到18世纪工业革命后,学徒制开始进入技术教育史上所说的崩溃期。造成学徒制崩溃的,有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即大工业特有的本性。大工业在本性上是具有革命性的,它要求有统一的市场,这包括统一的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市场,而行会的封闭性、地方性、保守性是与此格格不入。

因此,当代表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大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代表着封建势力的行会就受到了致命一击。另一方面是来自内部的,即现代技术所特有的本性。仅仅是行会退出政治和历史的舞台,还不足以造成学徒制的彻底崩溃,因为,正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行会无力实行对学徒的控制之后,学徒制还是靠国家立法得以维持了两个世纪。

促使传统学徒制彻底崩溃的是技术本身变异的结果。在探讨技术发展史时,我们就已经清楚,工业革命前的技术是经验性的,它蕴含在生产实践之中,因此,学徒制是培养技术人才的再合适不过的形式。而在工业革命后,技术从经验技术过渡到了理论技术,也就是说,它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可以在学校传授的知识,这样,传统的学徒制就无法适应培养新型技术人才的需要了。

由此我们看到,新兴的资本主义从内外两个方面对学徒制进行了彻底的摧毁,而与这种摧毁相伴而来的是教育上的一个伟大的变革——职业教育的兴起。

现在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学徒制崩溃本身所蕴含的教育上这个伟大的变革吧。在工业社会之前,正规的教育都是为统治阶级所把持,培养少数的所谓的“社会精英”。教育更多的是和政治、宗教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经济,也就是说,教育内容和实际生活相脱节。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正规的教育体系之外,只是在学徒制中接受有限的文化知识教育。学徒制既是一种大众教育机关又是培养职业人才的组织。

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原来蕴含在学徒制的两种职能开始分化成两个独立的部分,并且逐渐变得相互衔接起来。这就是劳动人民先在小学里接受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而后在职业学校中接受职业技能的教育。这样,在教育体系中就形成了专门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一个系统,而与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一个系统(由中学而到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是所谓的“双轨制”。

在资本主义双轨学制中,展示了两个平行的、互不交叉的通向社会的通道:一个是建立在小学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另一个是建立在中学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前一个通道继承的是学徒制的传统,培养的是低级职业人才,后一个通道继承的是自由教育的传统,培养的是高级职业人才。

因此,在双轨制学制中,职业教育在功能上是和高等教育相对而言的,都是人才通向社会的一个出口,而在文化上则是和自由教育相对而言的,它代表了一个低层阶级的教育。这也就是“职业教育”这一词汇最经典的涵义。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那年的大学”,作者孟景舟。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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