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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素养培育上,要把未成年人看作独立个体

作者:一辄 发布时间:

在网络素养培育上,要把未成年人看作独立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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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成年人保护法》新辟“网络保护”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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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自视觉中国

芥末堆讯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未成年人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也在被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所影响。近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辟“网络保护”专章,旨在为网络世界中的未成年人保驾护航。

只是在触网年龄不断降低,对网络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城乡数字鸿沟不断扩大的今天,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提高道阻且长。

及格线上的网络素养得分

《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0)》显示,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9.2%,显著高于我国总体互联网普及率64.5%。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不断降低,10岁及以下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达78%,首次触网的年龄段集中在6—10岁。

在网络崛起的时代,虚拟世界在青少年眼中早已幻化成一种真实的存在,也从某种意义上成为青少年器官的延申,而诸如“网络毒害孩子”,“抵制上网”此类话语显然已不合时宜。未成年人作为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培养他们的网络素养,让他们在自我保护的同时能够为自己在网上的言行担责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高峰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发布的《2020年度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平均得分为3.54分。按5分制来计算的话,目前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水平处于及格线以上。

网络素养得分按照从高到低排序,分别是:网络道德3.94分,网络信息的搜索与利用3.69分,上网注意力管理3.66分,网络安全认知和行为3.64分,网络信息的分析与评价3.43分,最差的是网络印象管理能力3.02分。

受制于年龄和认知,未成年人在网络世界往往会比较真实地展现自己,所以管控自身印象的能力得分较低。而从小浸淫在网络世界,未成年人对网络规则的熟练掌握又使得网络道德这一维度得分最高。    

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形成跟网络环境本身的复杂性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认为,在社区和直播平台的网络欺凌是未成年人上网时遭受的最普遍的一种网络侵害。据有关数据,我国有接近30%的未成年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此外,淫秽色情、仇恨言论等不良信息以及网络成瘾等问题也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在网络世界中,家长要以身作则

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水平亟待提高,家长、学校和社会的三方联合必不可少。尤其是家长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形成中有着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95%的青少年主要在家庭场域上网,家长和监护人的责任才是最大的。《2020年度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调查报告》也指出,青少年与父母关系越亲密,在上网注意力管理、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网络道德方面表现越好。而父母越频繁干预青少年上网活动,青少年在网络素养相关维度的表现上就越差。

值得关注的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迪表示,家庭教育方式跟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方式非常不一样,它强调用沟通支持,情感支持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所以它没有那么硬性,制度性和轨迹性。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能够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和网络知识来正确引导孩子。

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相比30年前的第一部新增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本土化的表达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就说明未成年人有使用网络发展自身的权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认为,我们要从权利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家长要保护孩子们使用网络的权利,而不能一味去限制。

“今天,互联网对未成年人而言不仅是娱乐方式,更是生活方式。他们需要的不再限于获取信息,更需要彰显自我和创意表达。我们需要探索怎样利用互联网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艺术素养,让他们拥有更健康更丰沛的精神世界。”腾讯集团副总裁讲道。

乡村的孩子该怎么办?

伴随网络接入手段的日益普及和网络运用便捷程度的不断提升,城乡之间未成年人的网络普及率几乎没有差别,“全民上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的显著标签。

不过,另一个现实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网络技能远落后于城市地区的孩子,他们的网络素养依然堪忧,这种学者所称的“双重数字鸿沟”现象会导致农村孩子有更大的面临各种网络风险的可能。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素侠表示,在互联网使用行为以及网络素养上,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孩子相比有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互联网成为了他们的精神保姆,在他们身上网络沉迷和网络依赖特别凸显,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孩子。

其次,互联网在农村留守儿童身上并没有发挥任何工具性的作用,反而成为他们寄托情感的空间,例如玩游戏、追星这类寻找情感寄托的行为非常的普遍。

还有就是对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监护人包括隔代监护和同辈监护,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监护作用。隔代监护人往往文化知识非常有限,能力也非常有限,只能负责让他们吃饱穿暖。而同辈监护的情况则更糟糕,同辈监护不仅没有起到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作用,反而延长了互联网使用时间。

朱迪认为,应当将网络素养课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纳入到义务教育课程中,让处于数字教育鸿沟另一端的农村孩子能有机会提升网络素养水平。

但是问题在于,农村孩子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网络素养并不高,农村教师也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农村孩子网络素养低下的问题一时也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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