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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记

作者:姚琳 发布时间:

日本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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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校外培训也曾在发展过程中曾面临严重问题,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3f17445629d6281d04a6872260edd485.jpg在日本东京附近船桥市,小学生们抵达学校新华社/路透

*来源:环球杂志社(ID:GlobeMagazine),作者姚琳

作为依附于学校教育系统存在的教育辅导系统,校外培训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对教育的实施和人才的培养有着相当的影响。东亚地区有着崇尚学习的传统风气,格外重视校外培训。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学习塾,就曾是促进日本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不过,由于其本身的市场导向和对利润的追逐,日本学习塾在发展过程中曾面临严重问题,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为此,日本政府主导制定了多部门协作、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三管齐下的治理体系。在全面的监管和治理下,学习塾日趋规范,承担起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为自身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也为日本教育事业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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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塾的前身是日本私塾,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日本私塾作为开创新时代所必要的知识和技术的教授场所,取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部分学生抱着提升成绩、学习相应技能、得到升学和工作机会的目的进入私塾学习。私塾也逐渐由传播新学的私人教育场所转变为营利性质的补习机构——学习塾。

20世纪60年代,日本迎来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人口的激增加剧了升学竞争,进入学习塾的学生数量也大规模增长,日本出现了第一次“学习塾潮”。根据日本学者1962年所做的调查,广岛市及周边地区参与学习塾教育与家庭教育补习的中学生人数比例高达30.3%。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后经济不景气,日本政府更加重视教育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民众也急切地将希望寄托于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上。一方面,大学入学考试的改革使得教育内容范围扩展,升学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学校枯燥的教学方式与压抑的人际交往也促发了相当数量学生的厌学情绪,进而逃学、辍学,“学校教育荒废”问题愈加突出。

校外补习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焦虑的家长们的“救命稻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又相继出现两次“学习塾潮”,且学习塾数量的增长态势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根据日本总务厅的调查,1981年日本全国有18683所学习塾,到 1986年迅速增加到34367所。即使在升学压力较小的小学阶段,学生入塾率也显著上涨,由1976年的12%上升到1985年的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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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受文化观念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学习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民众对学校之外教育的迫切需求,同时也为一度低迷的社会经济注入了一定活力,因此不断发展壮大。

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利益的驱使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同行业的从业者纷纷进军培训领域,其中不仅包括教育界人士,还有百货公司、信贷公司经营者,一般工薪族和家庭妇女等。根据1977年文部省发布的《有关儿童和学生的校外学习活动实态调查》,当时在日本国内担任学习塾讲师的从业人员中,没有任何教育行业经验者占比达22.5%。

当时,学习塾作为一个发展迅速且规模庞大的行业,其外部监管体系存在明显漏洞。1949 年日本政府颁布《社会教育法》,从法制层面肯定了提供校外教育的民间团体的地位和价值。但该法对“民间团体”的定义暧昧不明,造成学习塾被排除在社会教育监管体系之外的尴尬局面。

同时,为追求短期教学成效,一些大型学习塾开始为塾生提供规模庞大且课程编排紧张的补习活动,所提供的教育完全以应试培训为中心,教授内容单一且脱离生活。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学生的自由发展,也对日本学校教育产生了日益凸显的干扰作用。

鱼龙混杂的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的教育服务质量和形同虚设的外部监管体系,导致学习塾整体呈现野蛮生长的态势。这一时期,学习塾的各种负面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日本媒体将这一时期称为“乱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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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日本文部省发布《充实学校学习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直批学习塾存在的种种弊端,并开始探寻化解症结之道。《意见》指出,相关行政机关应相互合作,并要求各地教育委员会加大监管力度,必要时可利用行政干预手段,对学生入塾相关问题进行整治。

2009年,经济产业省在《特定服务产业实态调查》中新增学习塾部分内容,对其从业者人数、年营业额等方面进行调查,并依照相关经济类法律及所制定的行业准则对学习塾进行数据审核、材料报批等方面的监管。

日本政府还多次召开部门协作会议,协调各方力量,提升治理效力。如2005年召开的第6届犯罪对策阁僚会议决定设置由文部科学省、内阁府、警察厅、经济产业省组成的四省厅局长会议,对学习塾的安全问题防范进行监督。2018年,经济产业省联合文部科学省提出了“未来的教室”发展提案,对学习塾的教育发展目标、宗旨和形式等进行新的规划。

日本政府还修订和完善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学习塾行业进行监管和治理。2006年修订的《教育基本法》和2013年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对学习塾的存在价值予以肯定。《特定商业交易法》《法人税法》等经济法规,以及《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对学习塾的运营进行了全方位的约束和监管。

除了外部治理,日本政府还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制定资质认证和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来加强内部治理。1988年,通商产业省牵头并协助学习塾行业成立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后于2013年通过公益社团法人认定,全称更改为“公益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其主要职责是对学习塾进行资质认证与审查。只有通过全部审查的学习塾才可获得“AAA认定校”认证标志,成为业内典范。不合格者须进行整改,之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认证的有效期限为两年,过期须重新申请审查。由于审查标准严格、内容全面,截至2012年底,全日本仅有11家学习塾获得认证,到2017年底,获得认证的学习塾也才47家。

全国学习塾协会也对塾师实行严格认证,通过“学习塾讲师能力评价体系”,对学习塾讲师的能力、技术、知识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才能获得相应的认定证书。

为维护在塾兼职人员的劳动权益,全国学习塾协会制定了《安心塾认证制度认证基准》,对经营3个月以上的学习塾雇佣关系(包括工作时间、工资发放等)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通过评估认证的学习塾可获得协会颁发的“安心塾”认证标志,有效期两年。

此外,全国学习塾协会通过《学习塾事业活动正当化的自主基准》《自主基准实施细则》对学习塾教授内容、授课形式、费用收取、塾师聘用等商业行为进行规范,明确禁止学习塾在广告中进行夸大甚至虚假宣传,或在与消费者订立和解除合同时以迷惑性言语进行劝诱等;制定《学习塾学生安全保障指南》,在保护塾生上下课通勤途中的人身安全、提升学习塾教职人员安全素养、为塾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三个方面对学习塾提出明确要求、具体建议和运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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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施之下,日本的学习塾行业既没有因社会日益加剧的“少子化”问题而轰然倒塌,也未因学力低下和去宽松教育的应激反应而重蹈“疯长”覆辙。

2009年以来,日本学习塾数量、行业整体年总营业额以及从业人员等指标基本维持平稳态势。

学习塾的教育理念从“应试中心”转向“能力中心”。根据学者佐佐木菜津映2005年对当时学习塾的广告进行的分析研究,学习塾除倡导对学力和考试的重视外,还进一步转向关注学生的能力培养,其中包括与自身发展相关的自主、自立能力以及与人相处的能力等。学习塾业内翘楚东进塾近年在其教育理念中明确提出,要改变以往的填鸭式教育,教育者应使学生在提高学习效果的同时,还能掌握未来生活所需的各种生存能力。

在社会角色上,学习塾也实现了从学校教育的“干扰者”到“合作者”的转变。与治理之前相比,学习塾与地方自治体和学校的交流合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如向学校提供教材、试题、教学场地以及教师培训等。

同时,作为民办教育的一部分,为更好地发挥自身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作用,体现教育的公益性,近年来学习塾行业还作出了新的努力和尝试,如向家境贫困的学生提供学习指导援助服务,向有需要的学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升学信息咨询服务,派遣塾师到学校内开展周六特别讲座以充实学生课外教育,等等。

此外,学习塾行业的龙头企业开始探索新的增长点。如河合塾的教育业务实现了从婴幼儿到社会人士的全覆盖,拥有自家的出版社和多所专门学校;2021年成立上海阿尔晟河合塾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布局中国市场。

倍乐生集团开始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生活业务(如分娩指导);积极向海外扩张,在中国和韩国开设婴儿课程,投资美国在线教育平台Udemy公司;加速布局养老、医护等领域的服务。2020年3月的数据显示,在该公司的业务营收中,国内教育占44.7%,海外教育占12.6%,面向老人和幼儿的看护和保育业务占27.4%,语言学习占10%,其他业务占5.3%。(作者系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杂志社“(ID:GlobeMagazine),作者姚琳。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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