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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留守儿童的童年与手机为伴?

作者:余似楼 发布时间:

为什么留守儿童的童年与手机为伴?

作者:余似楼 发布时间:

摘要:在某种程度上,留守儿童更难从手机上瘾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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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未成年人的快乐常常源自电子屏幕。而其中,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时长,又超过了非留守儿童。在某种程度上,留守儿童更难从手机上瘾中全身而退。

2021年9月,武汉大学265名师生分别奔赴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开展“一老一小”实地调研。调研选取3省、9县(市、区)、29个乡镇和街道,对其辖区内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展线上问卷调查,从中选取64个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庄开展线下入户调查。

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问题,是调研组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调研和观察,他们试图回答:为什么留守儿童更容易手机成瘾?为了管理学生的手机使用,学校、家长和政府能怎么做?

文|余似楼

学校:手机争夺战

想要进入黄颡口中学,首先要过一道安检,经过校门口的金属探测仪。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滴一声,机器发出响声,学生的手机被没收之后,才被准许进入校园。为此,学生们也想出了自己的对策,把手机放在鞋底里带进学校,或者找人从墙外递手机。

这所位于湖北省阳新县的中学,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手机争夺战”每天都在上演。

阳新县是一个务工大县,阳新县新一代家长大多数为打工阶层,常年在一线城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工作,收入不高、就业也不稳定。孩子留在家中,主要由祖辈照顾。在调研中,统计结果发现,阳新县中小学生留守儿童比例达到50%。

在某种程度上,黄颡口中学的“手机争夺战”,也是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使用问题的缩影。

在手机管理上,这所寄宿制学校承担了主要的责任。校规的禁手机令可谓严格,“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任何场所、任何时间携带或使用手机。”

这样严格的管理出现在疫情之后。2020年下半年,教育部发出了“五项管理”的通知,分别指向中小学生的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问题。其中,明确了“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的规定。在调研中,许多老师都提到,有了这个规定,管理手才有了“武器”。在此之前,老师如果没收了学生的手机,常常会有家长找上门来。想要管理手机,学校也是有心无力。

平日里,班主任会突击检查班里有没有学生在用手机。晚上,有些学生会把手机藏在宿舍,就寝后玩游戏。为此,学校了设置夜间就寝的巡查,检查持续到夜里11点以后。疫情之后的10个月,学校甚至聘请了五位退伍军人,专门管理手机问题。

这样严格的管理并非黄颡口中学一家。在调研的9个城市中,几乎大部分学校都采取了严格的手机管理政策。县校园手机管理的基本原则是“限制进学校,不能进课堂”。学生存在需要携带手机进入校园的特殊情况,必须由家长签字说明。并且不允许教师用手机布置作业。在阳新县的一所重点高中,手机管理甚至还有另一条举措:“对班主任进行考核,发现一台手机对班级扣一分,这和班主任津贴挂钩。”

可是,即便是这样严格的管理,依然不见成效。

课题组在阳新县发放了17818份问卷,其中有9.09%的家长反映,孩子每天玩手机超过4个小时,2-4小时的占比也达到17.21%,这意味着,至少有超过20%的孩子已经沉迷手机。家长们对此也有共识:有18.59%的家长认为孩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手机沉迷问题”,46.8%的家长认为“出现了手机沉迷,但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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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留守乡村的孩子

而孩子们用手机在做什么呢?

在黄颡口镇,接近半数的孩子用手机主要是玩游戏。“抱着手机,眼圈发黑,却十分精神。”他们扎堆在一起玩游戏,玩到凌晨二、三点,第二天起床后继续玩。很多孩子在玩游戏之后,会变得非常暴躁,无法集中注意力。每个调研城市的老师都能举出一两个因游戏引来的“祸”。哪怕是在重点中学,一个学生在疫情期间上网课,结果沉迷手机游戏几个月,回校后,他不再能适应严格的学校管理,便主动退学了。

短视频一出现,就迅速抢占了学生们的注意力。在阳新县的调研中,69.2%的学生会用手机看短视频,相比之下,玩网络游戏只排到了第二位,占比35.77%。短视频则让孩子们更早暴露于这个社会之中。在《童年的消逝》中,尼尔·波兹曼这样区分童年与成人世界的界限:“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不适宜儿童知道,比如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等等;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

学生们会模仿短视频里的人物、语言,甚至写到作文里。在河南省光山县,一位老师提到,很多女生会随机加入各种网络群聊,但匿名的社交平台存在很多风险。一位初二年级的女生,从小生长在一个冲突颇多的离异家庭,通过网恋认识了一些社会青年,很快就辍学了。在调研中,也有一位母亲提到,她曾无意间发现女儿手机中有与陌生男子的聊天记录,其中夹杂着裸露的私密照片。

“以往教育学界和社会舆论虽然有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讨论,但其并不构成一个绝对的问题,许多儿童出现的问题并不一定与留守特征构成强相关。”调研组认为,“但是在当前教育环境复杂化,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化之后,留守儿童的手机管理问题就逐渐凸显出来。”

家庭:5+2=0

与学校的严格管理相比,家里就成了学生们玩手机的天堂。“手机管理的症结不在于学校,而是在于家庭。”老师们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学校,受限于严格的管理,学生们没办法玩手机,一回到家,他们就会成倍“弥补”玩手机的时间。久而久之,老师们把这种现象总结为,“5+2=0”。5天严格的学校内部手机管理,加上2天的家庭放任,手机管理的效果就等于零。末了,老师们还会补充一句,“家长打工的更管不了”。

“管不了”的多是留守儿童。在黄颡口中学,学生们使用的手机90%是家长提供的。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不得不独立生活,寄宿学校,父母就需要通过微信、支付宝给孩子转生活费,孩子才能去充值饭卡。平日里,学生也需要用手机来联系家长。因此,在客观条件上,直接增加了学生使用手机的机会。相比之下,城市里的孩子每天可以回家,手机就不再是必需品了。

“孩子天天在家玩手机,爷爷奶奶管不了。”老师们经常能接到这样的电话,在外务工的家长请老师去家访,解决孩子带手机的问题。在黄颡口镇,曾经有一个学生家长请老师帮忙没收孩子的手机,收了手机一年后还,收了还,来来回回进行了三年,直到孩子初中毕业。

在隔代教育的家庭,家长们尤其需要“有权威的老师在场”来度过这场手机危机。

在湖南省衡南县的曹河村,调研组也见证了一位爷爷与孩子在手机上的拉锯战。

因为儿子和儿媳都去城里打工了,56岁的老会计吴永德留在家里耕地,同时照顾三个孙子孙女。这一家的情况在衡南县十分普遍,作为人口流出大县,衡南县留守儿童的比例非常高,一些乡镇学校的家长会只有10%的学生父母能参加。

原本,做饭、接送上学、教写字都是他能力范围的事情。直到智能手机出现,他发现自己再也管不了孩子们了。吴永德知道孩子长时间玩手机不好的,但是,一旦他不给孩子手机,孩子们就会哭闹。一想到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也很可怜,实在不忍心管教。这样,手机又到了孩子们手中,直到没电了才不玩。后来,吴永德索性想了一个办法:每次只充20%的电量,这样孩子们就只能玩半小时了。

他乐观地想,只要去了学校,就有人管孩子用手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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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湖南农村的儿童生活日常

很多隔代教育的老人都有类似的心态。在调研中,衡南县公办外国语小学中,近200个主要由爷爷与奶奶抚养的留守儿童,都难以在家中完成学校布置的学业任务。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管小孩”,另一种是“管不了小孩”,或者出于溺爱的心理,或者是担心孩子和父母告状。

在调研中,一位50岁的家庭小作坊主也提到,自己非常后悔把孩子交给父母管教,“他们太溺爱孩子了,什么要求都满足“。有一次,儿子也用同样的方式威胁他——如果不给玩手机就跳楼。可是,他觉得儿子没胆量跳楼,不予回应,结果也没有发生什么。

在县城,一些对孩子教育有较高预期的家长也开始意识到隔代教育的不足,出现了“回流现象”。在街道上,半年时间内就新开了十多家家庭小作坊,大部分都是为了回家亲自管教小孩。但是这部分家长只占很少一部分,在当地大部分家庭,孩子依然是祖父辈在教育。

城乡差异

然而,亲代的抚养就一定会更严格吗?也并非如此。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中产家庭的父母会更严格管理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用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填充孩子的课余生活。他们通常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带孩子一起散步、运动、看动画片,培养习惯。

调研中,一位小学校长提到:他从小就注意控制女儿玩手机的时间,规定女儿每天玩手机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也不准刷抖音。小女儿比较听话,一般用手机看动漫、玩智力游戏,因此,在手机使用上冲突不多。

很多进城务工家庭的情况却并不如此。一名六年级学生在作文《我的春节》中写道:“电视当中的春晚没人看,大人们都在低头刷手机抢红包。而我最希望大人们赶紧去打牌,这样自己就可以玩手机了”。调研组发现,很多乡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往往对教育重视程度不高,教育也并不是家庭发展目标的核心。因此,“学习是凭孩子自觉的事情”,玩手机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引起重视。

在疫情中,被大众所熟知的新闻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儿童没有智能设备来上网课。这也被视为“接入沟”。而疫情过后,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数字鸿沟”才浮现出来,也就是“使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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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孩子与猫

为了上网课,很多家长都为孩子配备了手机,但是在很多留守儿童家庭,手机不是用来上课,而是用来打游戏的。在调研中,芭蕉初中、黄颡口中学等多所县城中学的管理者都提到,网课的效果并不好,“一上网课成绩普遍下降,又要回头补”。

效果不好并非都是技术本身带来的,更多取决于学生用手机用做什么事。在城市里,课外培训班占用大量课余时间;在农村,调研组听到的更多是,手机占用大量课余时间。一个六年级的女学生说,“班上同学都有自己的手机,就她没有。”有的孩子带着自己的专有手机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成为新的流行文化。

对很多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经济负担并不是家庭抚育过程中的最大的困难,精力负担才是。所谓的精力负担,指的是家长在孩子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方面投入的精力过大,以至于负担过重。

很多双职工家庭,父母忙于打工,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看护”孩子。而留在乡村的家庭,一般也是家庭发展能力较弱、尚未有能力进城的群体,这决定了他们在教育投入上的无力。网络和手机管理困难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精力负担。

公共游戏方式的消失

在我们的想象中,乡村儿童的游戏方式往往是丰富多样的:在田间地头奔跑,和小伙伴们打闹。总之,是更靠近自然的。

实际上,调研组发现九个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大部分留守儿童在放假期间,都是在呆家里,不外出运动,看电视、看手机、看ipad。

在湖北省沙洋县的王田村,一个村民小组共33户,其中幼儿园小孩7个,小学生有4个,初中生2个。而其中有一半孩子,都跟着父母进城居住、读书。留下来的农村青少年很少,他们也没有同伴和朋友一起玩。村里也没有公园、游乐场、博物馆、艺术馆,平日里,这些留在村里的孩子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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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田野间的孩子们

在城市,由于青少年的公共生活匮乏,家长只能将其送到培训班。而在农村,由于青少年的公共生活匮乏,他们很快钻进了屏幕里的世界。

“现在孩子在手机上面什么话都敢说,一见面就都不说话了。”一位老师抱怨。在调研中,经常会有成年人提到——孩子们全靠从手机中获取信息,甚至扭曲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

但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常常存在这样的悖论:除了网络化、娱乐化和游戏化,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似乎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究竟是因为网络游戏让他们远离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还是现实生活的匮乏把他们推向了网游?

调研组中,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夏柱智长期关注儿童电子游戏的问题。他认为:传统儿童游戏的三要素,熟悉的同伴、场地,还有玩具,在手机游戏中都能找到一一对应的方式。《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在虚拟世界,为儿童提供了“队友、地图、装备”,因此,手机游戏也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学生们在虚拟的社交中释放负面情绪,组建队友、通关升级,获得即时满足,也得到一个群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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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调研中(夏柱智拍摄)

这些,恰恰是他们在现实社交中难以获得的。在“内卷”的压力下,不仅仅是城里的孩子,村里很多孩子也被送到县城去培训。即使不参与培训,他们也找不到伙伴一起玩了,毕竟同伴被送去了培训班。被填满的周末,孩子们不再有探索的机会,也转向了玩手机和更容易获得的即时满足。除此之外,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家长不再敢放手让孩子自由活动,自己无法看管孩子的时候,会倾向于把孩子“锁在”家里,那孩子就只剩下玩手机一种娱乐活动了。

在“防沉迷”政策后,久违的,留守儿童的游戏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早在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互联网游戏平台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通过实名认证和刷脸等技术手段,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使用时间。

对很多学生来说,限制的技术短时间难以被破解,他们被从虚拟世界“拽”了出来。

2021年的中秋节,黄颡口镇的路边,调研组看到了几个玩拍手游戏的小学生。这个原本中国乡村街头最常见的景象,变成了一件新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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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阳新县黄颡口镇在路边玩拍手游戏的小学生(邓碧玲拍摄)

在调研中,阳新县的一名初中生说,他日常玩手机时间从过去的每天0.5-3小时减到每周1-2小时,“每次玩都要刷脸,即使我们控制不了,官方(游戏平台)也会控制得了。”没有了手机游戏,一些学生重新回到现实的游戏中,和朋友打球,甚至玩起了传统的拍手游戏。

看起来,这几个孩子的注意力已经暂时远离了电子屏幕。但是长久的隐忧却并未消失。技术的手段堵上虚拟世界的黑洞,但在现实中,他们玩腻了拍手游戏,还可以去到哪里呢。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作者余似楼,编辑JUMP,调研支持: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视觉:王艺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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