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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打工人的临时港湾?

作者:寻澜 琢介 发布时间:

​进厂,打工人的临时港湾?

作者:寻澜 琢介 发布时间:

摘要:潮来潮去之间,有人将青春长久地留在了高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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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unsplash

*本文转载自鹿鸣财经(ID:luminglab),作者 | 寻澜、琢介,编辑 | 封成

从重庆西站辗转一小时后,伫立在王辉眼前的,是一座灰白色的大型建筑,厂区一望无际,上万个工人浸泡在嘈杂的机器轰鸣声中。

王辉无声地汇入人流,开始了大集体的生活:早晨六点半起床,揣上包子边走边吃,随着浩荡的队伍打卡上班。夜晚八点后,与工友成群返回宿舍。这套雷打不动的作息将王辉钉在两点一线上。

那是2022年的2月中旬,“倒春寒”带来了一股北风,成都气温骤降至几度。

姹紫嫣红的春天还未到来,25岁的王辉就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没通知任何一个朋友,悄然背上行囊赶赴重庆,进入了招工中介推荐的一个汽车制造厂。

他偶尔会感到戏谑,六年前第一次进入工厂,买了一部千元智能机,代价是一块疤痕。本以为那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经历,未曾想,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他会再次将工厂作为一个歇脚的地方。

入厂虽然工作强度大,但考虑到能攒点钱,苦累也就无所谓了。不少年轻人与王辉想法一致,都希望能寄身厂区,最大限度地存下钱,缓解目前的拮据状况。他们中间有人甚至身上仅剩几百元,进厂,是不得已,却也是最佳选择。

工厂日夜张着大口吞吐,络绎不绝的人,如潮水涌进来,又快速退潮而去。潮来潮去之间,有人将青春长久地留在了高墙里面。

时下,网上流传着一句戏言:“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进厂包吃住”。互联网总是更擅于稀释现实的苦难,疲乏的流水线工作被消解成段子,纷繁复杂的手工劳动也简化为“打螺丝”,但真实的打工生活,从不是言语上的轻松玩笑,那是一代代人为求生计,奋力挣扎的缩影。

留下的与离开的

富士康一路北上,触手从珠三角伸向中西部地区,所到之处,像一块海绵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周边市县的劳动力。山西太原的小店区,也是其版图之一。

2016年高考后,王辉准备进入富士康,他想买一部千元的智能机。他和20多个同学托人引荐,经过体检后,分批进入富士康,而他毕业的学校不过才300人。而随着各地大批学生工的涌入,1.62平方公里的园区里人数迅速飙升至8万。

入职成功的新人们被随机分配在20平米的8人宿舍中,屋内陈设简陋,只有锈迹斑驳的4张床和一个柜子,窗外则格外闪亮,那是2010年后重新加固的不锈钢防护栏。

王辉宿舍一行都是山西籍高中生,上工遵循着半月一换的“白+黑”班次,即上15天白班后,再切换15天的夜班。但8人互不同步,在睡梦中被彼此倒班的噪音吵醒是常事。1646970700489502.jpeg

图片来源:unsplash

王辉在车间主要负责清洗手机后盖。每天上班穿上工服,先要通过两道严格的门禁——除了钥匙,所有的金属物品不能带入,手机更是绝对被禁止。

到达工位后,工人要手动往沸水中加入40kg化学药剂,再从巨大的水槽中捞出脏乱的手机壳,整齐投进机车入口,然后在出口取出洗好的产品,检查是否合格。王辉将之形容为“捞鱼”,但比捞鱼残酷的是,为了避免手滑降低效率,工人们宁愿手指被泡得蜕皮变形,也不佩戴橡胶手套。

而机器出故障是王辉最担心的,作为新人,瘦弱的他完全不懂如何操作这些“钢铁怪兽”。一旦有零件卡住链条或者机车在水池上空坠翻,内敛讷言的他就得忍着线长一顿劈头臭骂,之后只能向老员工求助。

与他同龄的刘飞,已经有2年工龄了,他精瘦而灵活。每次“翻车”,刘飞就带着细长的铁钩,爬上狭窄的楼梯顶,像钩鱼一样打捞散落在池底的机壳,因此颇受线长青睐。

睡在他对床的陈子龙身材高大,被安排去做体力活——把合格的产品放入高温烤箱烘烤,再通过推车来回搬运和传递它们,工作简单,但随时可能被烫伤。这对不同产线的舍友偶尔遇上,只能点头示意,在这里聊天也是被禁止的。

两相对比下,夜班更难让人忍受——强烈的灯光悬在头顶,机器嘈杂不停,困意和饥饿一起袭来,除却片刻的宵夜时间,漫长的十个小时里几乎都得一动不动站在机器前。身在车间的人根本不知道外面天色是黑是白。

第一天夜班结束,睡在王辉上铺的舍友就受不了,背着包悄悄逃离了,其他人还没来得及记住他的名字。留下的人不过也是在咬牙坚持,王辉上夜班时,站得腿直打颤,最后盯着机器上的时间表,一秒秒数到了换班;陈子龙,则因为腿脚麻木下班后踩空了楼梯,第一个挂了彩。

在食堂里,王辉偶尔能碰到高中同学李军,两人相对无言,都在边打哈欠边吃饭。食堂里菜式丰富,米面齐全,照顾了南北方人不同的口味,早、晚餐也足够营养。车间里大多是体力活,但吃饭需要自己刷卡,所以工人们只求吃饱。

李军在车间负责挑毛刺,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个子高挑,但身材单薄,打工一个月,为了攒钱,仅仅奢侈地买过两只鸡腿,其余都是最廉价的标准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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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回到宿舍,几乎所有人都是把自己“扔”上床的,一躺倒就能沉睡到下午五点。年轻人休息下来时,仿佛有了无穷的精力,昔日沉静的宿舍像一滩死水活了过来,甩扑克、喝啤酒、飙脏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喝酒上了头,总有人因为输牌或者被骂急眼而扭打在一起,最后都在陈子龙劝说下散去。

从这里离开的人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太枯燥了,想换个新环境;该结婚了,又不想找“厂妹”;家人病了,得回去照顾……

而留下来的原因只需要一个:钱还没赚到。王辉进厂工作即将一个月,工资还没有发放,他就受了伤。

一次夜班即将结束,同组的员工提前去吃早饭、抽烟和上厕所时,王辉被留下来值班。恰好有一车的产品需要去烘烤。线长没有找到陈子龙,就吩咐王辉去办,并告诉他不会弄没事,烤箱操作很简单。结果,王辉在箱门关闭时躲闪不及,右臂被超过200°的高温烙下了一条细长的疤痕。

李军得知后,赶忙用省下来的钱买好药膏。陈子龙则提醒他,可以向上级申请病假,休息两天养伤。可事与愿违,线长电话打来,称伤情不够工伤级别,不给准假,如果故意旷工,要罚工资,让他自己考虑清楚。

富士康的工资计算逻辑非常精巧,底薪很低,想拿高薪只能多加班。但国家规定每月加班不能超过36个小时,因此出现了“创新”的加班制度,即超规的工时不通过打卡而代之以人工签字计算。遇到法定节假日,想赚取3倍工资的人要提前报名,由线长选定人头。厂区人资、制造、企划等单位的一套签字流程严格控制着总薪酬的支出。

在这里请假严重影响绩效和晋升。王辉不必考虑晋升,但如果被记为旷工,将会丢掉一大笔工资。

无奈之下,他再次返回车间,下班途中,同组的“老人”刘飞悄悄暗示他,可以到员工服务中心投诉线长。

盛夏的日头火辣辣,王辉看了看手臂上裸露的伤口,烈日炙烤下,伤处表皮苍白皱起,正随着高温化脓,他走向了投诉中心。半小时后,他的线长接到厂长的命令,带伤员去正规医院治伤,费用由线长自掏。

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一阵电话吵醒了王辉。这天是山西高考成绩查询日,他打开手机,最新短信里躺着一串数字。耳边一阵嘈杂,是舍友们在操着方言互相问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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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嘿,你几分了?”“370哇!”“你了,我也差逑不多,哈哈哈。”“长治的,你考咋样?”“500多吧!”王辉随口答道。“是不是了,这些高?”“听他瞎吹X,500分?哎,要骗了我,是俺儿啊?”

王辉不再理会,躺倒、翻身继续睡过去了,他还有夜班要上。没有人知道,这是他第二次高考。三天后,他请假和李军到网吧填报了志愿。与此同时,宿舍陆续有人丢下行李悄悄离开,不知去向。几个短暂合流的人,分头走上了命中无形却已注定的岔路。

终于熬到了发薪日,王辉和李军通过ATM机确认工资已经到账,就打了离职报告。工牌、工装、钥匙……悉数摘下,除了手臂留下的伤疤外,属于富士康的烙印很快褪去。

他如愿用自己的“第一桶金”买到了心仪的手机,憧憬已久的大学时光似乎也近在咫尺了。

王辉和李军要离开的那天,八人寝只剩三个人了,刚刚下班的陈子龙坚持要送他们一程。得知李军考上了一所天津的一本大学,王辉将要去成都读新闻专业,他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分别时,陈子龙告诉两人,自己决定在厂里长期干下去了。“子龙,你读个大专也好啊!”“算了,我讨厌读书,也不是那块料。”说罢,陈子龙微笑着转身进入厂区大门,挥动的右臂很快消失在道路尽头。

“包吃包住”?

王辉没想到,毕业两年后,自己会再次进厂。曾经以为很重要的命运分岔口高考,也并未将他彻底导向另一条路。在6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不经意走回了19岁时的老路。

2020年,被称为“失去的一年”,大量线下招聘取消,大四生被困在家中,实习无望,王辉毕业即失业。在潦草的毕业告别后,874万高校毕业生扎入职场。之后情况并未好转,毕业生越来越多,到今年,应届生人数已达1076万。但经济寒冬之下,岗位大量削减。

这期间,在公司迁址、转正困难、行业破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王辉的工作换了又换,最长一份工作也待不过半年。王辉不清楚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他如飘萍般转圜,住处和岗位始终稳定不下来,更别提有什么存款。

这是不少毕业生的现状,李军毕业后一直做在线教育,收入可观且稳定,但去年“双减”后,李军被裁员,之后再求职时因“教培人”的身份屡屡碰壁。而另一个朋友因为难以忍受恶劣的职场环境,干脆进了养殖场,专研“高科技”养猪,并撂下话:“面对猪,都不想面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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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互联网企业收缩过冬,与之相对的,是制造业的“用工荒”的问题日益迫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20年,制造企业用工数由8711万人下滑至6550万人,同时,职工老年化程度日益加剧。

制造业工人“来得少,也留不住”,工人流动现象被形容为“招八百走一千”。就连王辉的老东家富士康,也面临着“招不到人”的窘境。于是,企业们不得不拿出“高薪”招人。因素层层叠加,“上班不如拧螺丝”的打工文学悄然兴起,进厂成了一条日益明显的退路。

自从年初离职,王辉已经在家待业一个多月了,几个星期的面试跑下来,不仅没面上,房租的租期也日益逼近。

“别说双休了,连一份像样的单休都难找。”求职成未知数,而王辉此时家中的两个长辈陆续病倒,也同样难以为其提供支持——他无法续租了。

离房子到期只剩十余天,摆在他面前路子只有两条:回老家,或是找一份包食宿的工作。

“综合薪资4000—6000元/月,入职五险,包吃住,宿舍4—6人间,配空调、独立卫生间,免费提供床上用品。”在房子到期前的最后一周,王辉一咬牙进了汽车厂。

他分到了一个四人寝,位于偏僻的郊外,与厂区相距约4公里,中间没有任何公交车通行。每天,王辉和工友们会提前一个多小时起床,随后沿着弯曲的马路走上近50分钟才能到厂区。

之后的工作乏善可陈,王辉干的是物流岗位,和其他工友一样要经过培训,开着叉车装卸转运产品,在预定的轨道上,每天来回十个小时。photo-1532635026-d12867005472.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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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中午,他们会去食堂购买一份米饭套餐,两荤一素,单价15元。中介解释称,伙食要先自费购买,在职满一个月才会发给每人200元餐补,如果实在没钱,可以抵押身份证,预支200元。这是王辉认知之外的“包吃”,他感觉智商被侮辱了。

厂区内的20出头的年轻工人占大多数。他们白天在工位上,沉默而快速地重复安装零件或者开着叉车穿梭在车间,每个人脸上几乎都是如出一辙的麻木疲惫。

这里,每个月、甚至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老员工离去。“年轻人,在厂里是干不长的。”实际上,只要待过一个月,就会在漫长加班时长里,自觉地彻底融入工厂,标志就是换上那如复刻一般的表情。王辉说不清这是厂区环境的完美自净还是机器对人类的驯服成果。

社会学学者符平、唐有财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次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在2009年的调查问卷中发现最频繁的平均0.11年就流动一次,几乎每个月更换一次工作,而最长的也只不过两年流动一次。其中,有超过六成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

快速的更换工作是为了借助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一步步踏上更好的平台,实现向上流动。但他们的研究也同样指出,过度而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个人的发展。

人们如同候鸟一般,在短暂地栖息后,又迅速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流动性太大,彼此之间的交际短暂且甚少。

王辉现在和几个舍友几乎没什么交流。一下班回去,宿舍里就开始各自躁动起来:吃泡面的吸溜声、短视频夸张刺耳的笑声音效、游戏的外放声、从半夜持续到天明的打鼾声……有人洗澡出来,习惯不穿衣服走来走去,也有人喜欢随手扔垃圾,而升腾的烟雾总是快速蔓延在整个宿舍。

厂区的图书馆和篮球场无人问津,工人们更喜欢宅在床上,讨论游戏,女人,以及哪个厂子最赚钱,要不要去别的工厂。王辉对这些不感兴趣,在持续的疲惫后,更深的危机感笼罩着他:我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最终学不到什么技能,就此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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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离开的时候了,进厂不到一个月,王辉提出了离职。离职时没遇到任何为难,习惯了员工流动的主管爽快批准,末了提醒一句,缴纳的100元住宿押金不可能退还了。

后记

在“包食宿”的待遇下,王辉的进厂生活的花销并不如想象中少。他算了笔账,乘车、核酸和体检费用、买被褥以及饮食等等,加起来也大致有1500元左右,而进行了一些还债等开销后,剩下的钱其实不足千元——攒钱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在自己手头也紧巴的情况下,王辉还给一位“同乡”杨俊转过100元体检费。所谓的“同乡”,也不过是萍水相逢的一个搭车拼客。当时,这位同乡身上一共只揣了200多元,在经过买车票、住宿抵押等开销后,所剩无几。体检时,他连找了几个人都没借到,便尴尬地走向了王辉。加上微信后,王辉先把钱转给了他。同乡表示,过几天就会用现金还。

入厂不到一周,同乡想再次通过微信借款300元,并保证下个月7号会一定还。王辉屏蔽了他的信息,接着不断收到对方的微信来电,他最终不耐烦地删除了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同乡”。

在工厂,借出去的钱大部分都难以讨回,这几乎是一件“心知肚明”的事,尤其是在他们这些快速流动的新一代打工人群体里,信用透支已经成为共识。而欠债的杨俊早已失散,直到王辉离开工厂也没出现,那100元现金至今也没机会兑现。

王辉离开那天很平常。舍友们去上工了,他第一次独享一个安静的寝室,心中的焦躁感消失,他慢吞吞收拾着行李,所有的家当装不满一个皮箱。

而工厂的“用工荒”仍在持续,并不因一个员工的来去而影响分毫。人社部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有43个是制造业相关。据人社部、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到2025年,差距接近3000万,缺口率高达48%。工厂为了招到工人,一度将入驻奖金提到几千上万。

但年轻人们仍旧不愿进厂,除了基本的温饱与物质需求外,他们渴求自由。但是在高高的围墙和长长的通勤路共同束缚下,工人最难获取的也是自由。出行不便,时间受限,本地知情工人都不屑于来此,逼迫中介不得不远去外地招工。

至于职业成长空间、工作能否享受到新鲜和满足感、以及愉悦的工作环境,在年轻人们职业选择中,更是只能是虚幻地想象了。最要命的是,高风险的工作环境里,社会保障难以兑现。

于是,“逃离”成了一个长期的命题,工厂如同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短暂地容纳一批人后,又有更多的人离去,加入外卖骑手大军或者干脆做日结。

不过,不少人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稳定,以厂为家,在宿舍开火做饭。或许他们曾想过离开,但最后没有离开,好像也离不开。“离开了也是原地转圈,还不如维持现状”,在采访中,多位工友表示,在频繁的流动中,并没有掌握什么实用技能,“60岁就不让进工地了,还不如现在稳定点攒攒钱。”

当年在富士康稳定的陈子龙、刘飞早就失联,还在不在厂已不得而知。王辉惧怕这种稳定,幸好他有逃离的机会:他已看过外面的世界,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重要的是,还年轻,并且有一张一本大学的毕业证书。

绿皮车摇摇晃晃驶离了重庆,向着熟悉的成都进发,王辉倚靠在车窗上,耳机里响起了李健的歌声:“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故乡却已成他乡……”

厂里还是厂外,这是个问题,但王辉已无暇思考,他转过了头,放空自己。

窗外雾气正消散去,江水两岸的群峰渐渐显出轮廓来,有绿色的枝叶爬上了山野。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鹿鸣财经”(ID:luminglab),作者寻澜、琢介,编辑封成。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1、本文是 芥末堆网转载文章,原文:鹿鸣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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