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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2015】北方交大附中马志太:公立校选产品,考量的是“谨慎、权衡、追求最优”

作者:APRIL 发布时间:

【GET2015】北方交大附中马志太:公立校选产品,考量的是“谨慎、权衡、追求最优”

作者:APRIL 发布时间:

摘要:在公立校教师眼中,选择学习产品有三条重要的因素:强交互性、强体验性和游戏化。

“在线教育走进公立校”已经成为如今在线教育的热点。行业内讨论的轰轰烈烈,可公立校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在由芥末堆主办的GET2015全球教育科技大会上, 北方交大附中党委书记马志太分享了公立校老师对教育信息化的思考。以下是分享内容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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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我有什么看法?

我作为公立校教师代表,可能与很多互联网教育公司相比,观点和态度稍保守一些。公立校的教育工作者对于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这三个词:谨慎、权衡、追求最优。请原谅我们的保守,教育过程和生产商品的过程完全不一样,商品生产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顶多是次品,销毁就可以了。但教育不同,如果方法采用不当,会影响一批学生的未来,这个过错是教育工作者是承担不起的。现在,当学生做为互联网原居民出现在教育者面前、当“互联网+”概念满天飞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去顺应和拥抱新科技,但是在选择和推广的时候,我们会保持教育者必要的冷静,追求最优。

在国家中长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说道:“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什么叫革命性?要把外在的工具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再深刻一点说就是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文化,著名作家梁晓声对文化有四句非常精辟的概述:

  •     第一,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     第二,文化是无需提醒的自觉。

  •     第三,文化是约束前提下的自由。

  •     第四,文化是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如果我们把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理解成愿意与他人共享的话,这不正是信息文化需要的四个重要因素吗?刚才说的素养、自觉、自由、共享,是我们所希望的信息文化,这种文化在学校远远没有形成。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变化正在以势不可当、但是又潜移默化的方式弥漫着。

作为公立校中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把已经形成的文化固化好、保护好。在我们学校,数字办公平台,教师的教研协作平台,学校学生的社区平台……这些已经成为师生固有的行为习惯或者行为本身,这些态度要把它固化好。

对于没有形成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思考、改进和进一步的反思。我们要考虑,有多少领域还没有被真正的内化为行为习惯,有多少工具是因为某一种功利性的目的被强加到教育过程里面。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些领域,已经有的应用软件或者平台没有被很好的利用好、开发好甚至是控制好。

公立校选产品:一定要是线下学习的辅助和补充

今天,公立校的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手机屏幕其实是学生随时随地学习最好的平台,关键是我们怎么利用它?怎么把学生的吸引力引到我们想让他汇聚的地方?

早在197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说道:“在信息丰富的世界,唯一稀缺的资源就是人们的注意力”。现在呢?手机屏幕提供的信息丰富得不得了,连我们成人有的时候都欲罢不能,何况是学生。那么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

我们想要尝试的办法就是“在线课程”APP,并一直在研究和试用之中。我们试了很多的产品,它的来源可以是在企业公司帮助之下的校方自主开发,也可以是师生共同创新的选修课,还可能是完全由第三方提供的学科翻转课堂或者辅导等。在公立校教师眼中,选择学习产品有三条重要的因素:强交互性、强体验性和游戏化。但无论如何,它的定位一定要是在校课程和线下课程的有益辅助和补充。

公立校的教育工作者对于信息化产品,到底有什么需求?

北京市马上要全面进入课程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给我们体制内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信息化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思考,今天限于时间说三个。

第一,学校消费观。长期以来,学校以什么为傲?学校一般以现代化的程度和拥有多少科技产品作为非常重要的指标。学校作为消费者会大量购买科技产品,硬件不断更新换代,软件不断升级,我们那点宝贵的教育经费不断重复消耗。怎么办?我们要转换一种思维。学校是消费者,但是不应该以拥有多少产品作为自己的标准,而要以应用产品和服务提升教育作为目标。谁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就是在座各位的服务,第三方的服务。我们不在乎拥有,只在乎很好的使用。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快要过时的产品和平台怎么办?我们相信这句话,增值来自于重混。美国经济学家罗默说:“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非来源于新资源的发展和利用,而是源自于将已有的资源重新安排后产生的更大的价值。”现在,这是我们要做的。用重混的观点让现有的产品增值,把现在学校拥有的科技产品平台与新技术结合,重新混合重新混搭产生新功能,这也需要第三方来帮助我们。

第二,应用的生命力。学校里面的一些科技软件和硬件是有生命力的。出现了操作更简单的软件和硬件,旧的就要被淘汰。被开发的软件或者提供的服务,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操作是否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简难求。教师平时的生活和工作非常繁忙,教育资源和新的信息技术对老师最公平最合理的使用方法就是拿过来就能用,拿起来就上手。苹果手机的诞生就是在这种思路下诞生的。

凯文凯利说过,在本世纪的后半段人工智能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它能够代替人们70%的工作。但按照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我相信这种情况会大大地提前,如果教师大量重复性、单向性、简单性的工作被人工智能代替以后,教师的角色和定位是什么呢?可能是创造、感性、熏陶、陪伴、辅助、观察、建议,还有很多词。但是不管有多少词,最重要的两点是,以后教师的角色和定位就是组织课程和提供指导。大家知道,这就是未来2017年全面课改以后对老师的要求。

所以我说信息技术以后在学校尤其是体制内学校的应用空间有多大?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人工智能,去记录每一个老师在备课时搜索的个人偏好和技术喜好,把这些记录下来,在后台形成一个分析数据,每一次当老师要完成一个教案或者是教学行为,系统在后台自动给他推出最优的方案。百度、谷歌都在做这样的事,他们做人工智能不是做搜索,但是他们没有专注教育,我们的教育需要这样的专注。

第三,技术为体。我们在进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时候,经常坚持的是一项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教育为体,技术为用,可是我们往往忽略技术本身也可以为体。

这次新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多样化、个性化人才,其中就包括培训特殊人才。什么是特殊人才?某个学生从小对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感兴趣而且有天赋,这就是特殊人才的苗子,学校的信息技术课和课外小组活动对他们来说,根本就吃不饱。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课本,那是最普及的知识,根本满足不了他们,而且他们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这些竞赛是目的是什么?是否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还是只不过是以获奖或者拿到某一个证书为目的?

现在问题来了,在学校进行正常信息化建设或者我要开发一个应用软件的时候,学校要为工程埋单,可是有没有人愿意在完成这项工程的同时,带着这些有天赋学生一起参与到调研、设计、开发、调试、应用中呢?当然了,如果你带着他们肯定是费时费力不讨好。但是,如果学生在这个过程里面让自己的天赋,让自己的兴趣变成一种社会价值,实在是功德无量;更何况,如果你的产品变成了学校需要的一种培养特殊人才的课程,你还怕学校不给你付钱吗?还有一个特别功利的效果,就是我们的学生未来在接受大学自主招生的时候,考官拿着这个产品是学生参与开发的,你想想考官什么反应?

最后我想说一句话,我们现在的学生已经不是昨天的学生了,如果体制内的学校不改变我们的看法、观点,不去适应现在的互联网思维,我们会离学生越来越远,这一点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经济学家迈克尔曾经问过他的学生,说,我给你一百万美元,你拿到这个一百万美元以后,我让你完全放弃互联网,你愿意吗?得到的回答是认真思考一段时间之后的,不。昨天,我随手找了几个高二的学生,假如一个国外研究机构给你500万美元,让你放弃使用互联网20年,你愿意吗?得到的答案毫不犹豫:“不,怎么可能,这就相当于失去了我未来的自由和希望。”对,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学生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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