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家加大力度发展职业教育。一大批高职院校得到了重点扶持。按理来说，这样的情势之下高职教育会受到一大批考生和家长的重视。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高职院校整体面临着越发严重的生源危机。

高考报名人数逐年递减，高职教育本身与许多考生及其家庭的期望不符，教育政策的适应性以及区域性差异等，都影响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重要原因。本文谨以陕西高职教育发展为例，谈一谈高职发展在整体性和区域性上的困境，并探索解决方式和建议。

高职学校招生的严峻形势

人口低谷的来临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迎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1981―1990年净增人口1.43亿。1990年之后，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出生人口的波峰波谷随时间推移，形成各级教育适龄人口波动区间。

陕西出生人口减少趋势与全国一致，但下降速度更快。陕西1990年出生人口为77万，然后一路下行，至2005年出生人口稳定在36-38万。人口流动也影响入学人数的重要因素，自2010年以来陕西省净流出人口稳中有增，过去以劳动力流出为主，现在学龄儿童也在流出，2011年陕西省0-14岁常住人口为571.9万人，2014年为532.2万人。

陕西流出人口变化趋势

陕西省高职招生人数近三来快速下滑，从2014年的13.5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10.6万人；2014年陕西37所高职院校全国高职计划完成率低于80%的有17所，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增加至24所，并且招生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尤其所处地市的高职院校招生更加困难，2016年铜川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计划为1500人，实际录取只有700人。预计到2020年，招生人数将下降到7万人，陕西超过一半的高职院校招生计划难以完成。

陕西省高职招生人数变化趋势（万人）

能上本科的，决不上高职

陕西省高职招生规模下降趋势如此剧烈，与本专科计划结构不无关系。在全国10个高等教育大省（直辖市）中，北京、吉林、上海近五年高职招生数占高等教育招生总数的平均比例最低，分别为22%、30%、36%，黑龙江、辽宁的比例与上海一致。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最低的五个省份（直辖市）分别为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吉林，可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一旦下降，本科教育属于刚需，暂不受影响，高职院校则直接面临生源危机。随着适龄人口进一步减少，陕西高职招生比例将很快下降到北京、上海的水平，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将愈演愈烈。

高等教育大省近5年高职招生占比

陕西省高考录取率理论上约80%，但因每年大量考生放弃志愿填报，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实际按照考生总数的97%划定，再加上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所以陕西高考实际录取率达到110%。陕西省本专科教育总供给与社会需求总量基本均衡，甚至需求大于供给。但在高考中我们实行“本科与高职基本相当”的政策，鼓励学生上高职，高等教育供给结构无法满足考生和家长的需要，大量考不上本科的学生只好选择复读，这是陕西高考复读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每年有5万-6万人参加补习，补习率居全国第一。

高中生本身就缺乏

“高中与中职基本相当”的政策，目的在于发展中职教育，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两个问题。首先，初中毕业生更愿意上普通高中，但却难以考上，导致中考辅导热，高中择校热，中职辍学率高。并且，我国高中教育比例偏低，只有24%，甚至远低于收入水平相近的南非和哥伦比亚，高中生减少，进一步减少了高考生源。

陕西共有本科院校48所，高职院校38所，两者可容纳学生的规模之比为7.3:2.7。2016年陕西本科计划为13.5万人，高职计划为13.8万人，两者之比为4.7:5.3。本科院校的办学规模难以维持，不得不招收高职学生，陕西省14所应用型本科试点院校中，有5所出现专本计划倒挂。这样既对高职院校形成挤出效应，也使本科院校的发展定位不能聚焦，尤其是应用型本科缺乏计划支持，影响到办学质量的提升。

“断头路”？高职的尴尬处境

高职是职业教育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但高职院校的社会职能单一，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高校有三大职能，即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高职院校也不例外。但现实中，许多高职院校对这三大职能的认识存在偏差，出现了重视科研，轻视教学，忽视服务的现象。科研以服务教师晋升职称为主，与企业实际问题脱节，教学以短期就业为导向，不能满足学生的学历提升需求，社会服务缺乏能力和意愿，难以为所在社区的居民和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整体而言，高职院校既缺乏一流大学的品牌效应，也缺少来自社区和企业的良好口碑，对考生和家长缺乏吸引力。

2015年陕西出台政策，要求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规模，招生计划最高可按全陕西省高职（专科）毕业生总数的15%确定，但高职毕业生的实际升学比例不超过5%，高职仍处于“断头路”的状态。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对学生的升学需求关注较少，缺少对专升本的政策宣传和动员，导致报考率持续低迷。二是高职毕业生只能通过专升本考试升入本科，这种考试选拔以文化课成绩为主，不适高职与应用型本科的衔接，也打击了高职学生的升学信心。三是专升本的培养机制不健全，缺乏与本科院校进行衔接的课程和学分互认机制，专升本一共5年时间，比同时参加高考的普通本科生推迟一年毕业，影响就业。

陕西省2014-2016年高职毕业生及专升本人数

推动高职院校发展的政策建议

提高高中招生比例和本科计划比例，稳定高职院校办学规模

不再坚持“高中与中职基本相当”的政策，按照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意愿，适当放宽普通高中的招生比例，解决上高中难的问题。建议不再坚持“本科与高职基本相当”的政策提法，向教育部争取，增加应用型本科院校招生计划。本科院校招生计划的增加，将适应学生和家长的需要，大幅减少复读和弃学的人数。本科院校不再招收高职学生，将本科院校的高职计划交还给高职院校，如此一来，每年6万-7万人的高职计划与高职院校的办学规模恰好匹配。这将一举解决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院校的生源问题，既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需要，又营造了学校稳定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促进质量建设。

全面提升普通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以质量求发展

未来陕西省高职院校的发展方式应从重点建设向均衡发展转变，按照不同区域人口分布与就业市场的需求，优化和调整高职院校的专业与区域布局。加强高职院校的领导力建设，让示范性院校的领导和教师轮岗到其他普通高职院校。深入研究环境变化，科学规划，优化和调整我省高职院校的专业与区域布局。统一生均拨款，稳定高职院校规模，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全面提高普通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

拓展高职院校社会职能，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

借鉴美国经验，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有社区学院承担，社区学院的主要职能分为三种，分别是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社区服务和转学教育。建议陕西省高职院校的主要职能转变为：

1.培养面向职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与一流企业合作，持续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使学生具备学习新知识、运用新技术的素质基础。除了培养高职人才外，可以开展高中后短期或中期非学历职业教育或在职学历教育。

2.提供与上级学校学分互认的转学教育，在政府统筹安排下，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就课程开发、学制衔接、学分转移开展深度合作，探索专升本2+2分段培养新模式。

3.为所在区域和有关产业提供职业培训服务，包括在职学历教育、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中小学教师培训、为政府或企业提供专项服务等。这三项职能不是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实现各种资源的共享和最大化使用。

打通“专升本”通道，取消全省统一考试

加速建设“H型”现代职业教育，打通专升本通道，取消全省统一考试，由学校进行自主招生，提高专升本实际升学比例。探索2+2专升本联合培养模式，2年专科学习后直接进入本科学习2年。重点大学应和普通大学一样招收专升本学生。

申请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系统改革职业教育

以上举措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系统工程，省级区域职业教育的规模和结构改革需要政策支持，笔者认为可以选取几个省作为试点，成立“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突破“本科与高职基本相当”、“高中与中职基本相当”的政策约束，系统解决中职、高职院校面临的生存困境，加快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的转型。

同时，在省域建立职业资格认证框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各类职业教育中来，创新民办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及合作方式，探索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服务的路径，实现政府、院校和企业之间资源互补，各取所需，和谐发展。为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提升政府教育统筹能力，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探索出一套全国可借鉴、可操作的教育改革经验。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21世纪教育研究院”，文章整理自《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P2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文章略有删改。

原文标题：《省域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以陕西为例》

作者：胡建波（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