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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坦厂中学:只为高考而生,复读是“有期徒刑一年”

作者:李强 陈薇 发布时间:

毛坦厂中学:只为高考而生,复读是“有期徒刑一年”

作者:李强 陈薇 发布时间:

摘要:大概没有哪个中国乡镇会像这个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样似乎只为高考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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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安徽高考镇,是一个因天时、地利、人和而造就的现实神话。它有些荒诞,却不乏合理;它有些残酷,却无可奈何。

大概没有哪个中国乡镇,会像这个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样,似乎只为高考而生:小镇里饭店叫“状元酒楼”,超市叫“学府超市”;镇卫生站里贴的是中学班主任的联系电话;卖得最好的保健品是脑清新和五个核桃;街上打出的横幅是“××品牌伴学子安心踏实马到成功”;甚至连三轮车上也挂着高考倒计时牌;临近高考,连皮鞋摊都打出了“庆高考大放价”的促销广告……

小镇的灵魂和核心,是一所超过2万人的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及金安中学)。近10年来,毛坦厂中学以其8成以上的本科升学率屡屡创造高考神话。

2013年,毛坦厂中学待毕业的高三共有90个班,其中应届47个,复读43个。共计11222名学生参加高考,这也是该校参加高考人数首次突破万人大关。

“今年我们希望有8000人以上(超过本科线)”,分管教学的毛坦厂中学副校长李振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天是6月4日,他的嗓子因忙碌而变得沙哑。

盛名之下,李振华并不讳言毛坦厂中学的成功,“更多来自于非智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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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6月4日,高三的陶飞(右)和父母在学校外租住的平房内休息。毛坦厂中学高三学生大多由家长陪读租住在校外,多数租住的房间设施简陋。

“有期徒刑,一年”

学校超市里,一片密密麻麻的手机电池和台灯正在集中充电,上面写着主人名字,五角钱一次——原来,为了防止学生娱乐,女生宿舍里连电源插座都没有。刚到金安中学,女生王玲就被“震撼”了。

在六安市甚至安徽省来说,毛坦厂的严格管理早已出了名,“特别适合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学生”——王玲觉得,她原来就读的另一所乡镇高中,晚上9点就下晚自习,正是她偷偷溜出去上网的“客观”原因。

而在毛坦厂,班主任让她做好“坐牢”的心理准备,“有期徒刑,一年”。

除了学习,王玲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她的时间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早上6点20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2小时,但班主任要求学生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王玲向妈妈抱怨。

但她没有理由退缩。她是主动要求到金安中学复读的。金安中学是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共同出资成立的私立中学,接纳复读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资源共享,其实可以看成是一所学校。

2012年高考,安徽省文科三本最低控制分数线是512分,她只考了448分。这个分数很不凑巧,去年的收费标准是文科低于450分的,4万8千块一年。如果因为学生自己承受不了压力而退学,开学2周后便不再退还。

一进教室,王玲便被各种口号和标语包围。前后门贴着,“进班即静、怕苦莫入”;黑板上方贴着“天道酬勤”,两边还是标语:“树自信、誓拼搏、升大学,回报父母;抢时间、抓基础、勤演练,定有收获”。

老师戴着扩音器上课,151名学生挤满教室,“笔掉了都不能弯下腰捡”。逢考试时,学生便自觉拿出一块白板立起隔开。因为人太多,他们没有举办过运动会。当然,音乐、体育课已在高三课表上绝迹。

王玲皮肤白净,眉眼细长。她并不算瘦,但很快发现,她的臀部和大腿明显胖了——坐在桌前不运动的结果。班上还有女生便秘,因为吃完饭后立刻趴桌休息,胃似乎不能消化。班主任见怪不怪,说这些都是复读症状。

高二理科男生李勤,每天的课程作业大致包括:2套数学试卷、4篇英语阅读、1张物理试卷、1张化学试卷和其他生物作业等等。作业实在太多,以至于政治、历史、地理等老师上课,会主动在20分钟左右结束,余下的时间就让他们做卷子。

22点50分下晚自习回到家后,李勤还要继续学习到凌晨12点半至1点才能上床睡觉。“在我们同学里,能在12点以前睡觉的几乎没有”,他说。曾有一位班主任甚至对家长们说,如果孩子跟你说作业做完了,可以出去玩了,你不要相信。因为,“我们布置的作业几乎做不完”。

而毛坦厂也没什么玩的地方。最后一家公开营业的网吧,被学校与派出所设在门口的视频监控逼得关了门。全校160多个教室、毛坦厂镇的重要路口、校园几大出入口,都由学校安装了视频监控。一些台球厅私下经营,还有浴池包夜,仅此而已。

周考、月考、联考,王玲始终处于考试的紧张之中。每次月考后,学校根据学生成绩模拟发榜,一本二本三本,将所有学生归在对应的榜单下。

为了激励学生,很多班主任的口头禅是“两横一竖,干!”老师们相信,高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依靠训练和重复便可以对付过去。不需要学生有多大的主动性,只要跟着老师走,遵守纪律、跟上进度,高考成绩必然会提高。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999年高考,毛坦厂中学达到本科分数线的学生还只有98人,2005年一举突破千人,随后每年以近千人的增幅,直到2012年高考,7626人达到本科线,占到了参考人数的80%以上。

而复读生的成绩往往比应届生更好。一年题海后,人均可提高100分左右。

倒计时牌挂在教室黑板旁,王玲的课桌上也贴着一张高考倒计时表。每过一天,她就用钢笔画去一天,浓到整个方格都被涂满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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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镇”神话

自我鞭策

“如果今年再考不好,我可怎么办?我多大了?不能再复读了。”一天傍晚,高三复读女生李佳佳哭了。妈妈在一旁,第一次意识到女儿的绝望。

这是每个复读生最深切的惶恐。因为太过沉重,亲人之间很少提起。

复读生们在自己的课桌上表达这一切。有学生写上2012年高考分数,总分用红字划出圆圈。有人贴了一封检讨书。有人只写一个字,“拼!!!”还有一句话是:“这是你必须偿还的债”。

“常忆高考落榜时,匹夫当有凌云志”,这是挂在一间复读班教室里的口号——学校并不介意以自揭伤疤的残酷方式,以失败者姿态制造焦虑、激发斗志。

事实上,毛坦厂中学起初也是“失败者”。

在毛坦厂崛起之前,它只是六安市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乡镇高中。六安最好的高中,是位于市区的六安一中、六安二中。市区高中层层“掐尖”后挑剩下的,才会进入中考统招线相差50分左右的毛坦厂、张店、双河、三十铺等普通高中。

“我们的生源是二三流的”,毛坦厂中学老师常说这句话。因为生源不好,毛坦厂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等全国名校的学生并不多。距今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一位学生考进北大。

如今,尽管毛坦厂距离合肥只有4个小时车程,学校已有了400米塑胶跑道,尽管教师制服已是中国名牌,但这所中学仍然认为自己是“深山里的农村学校”。起跑线的劣势地位、高中教育的城乡差别,久而久之深藏为危机感与耻辱感,进而内化为自我鞭策的动力。

校园里,被印在落地灯箱上、被刻入石碑里随处可见的一句话是“不比智力比努力,不看起步看进步”。不甘于人后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了鸡血似地”比拼努力和进步。

学生退步名次,会以“触目惊心、警钟长鸣”的大标题做成警示榜;进步榜则是“乘胜追击”。学生之间有“人盯人”策略,学生可以选择一个实力相当的同学作为竞争对象,在班主任那儿备案,下次月考要比对方进步更多。输的一方,惩罚是站着早读。

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年根据成绩考核,末位淘汰;班主任和教师双向选择,如果对课任教师不满意,班主任可以炒掉课任教师。由此组成的教师团队,对班级成绩负全面责任。

一切奉分数为圭臬,实行指标化管理。倘若高考后的一本人数少于进班时人数,则每少一位学生扣掉0.3分;班级一本上线每人3000元、二本每人2000元,再以人数权重奖励给教师团队;等等。

有的老师,最多一次性奖励5万多,接近一年的平均年收入。

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刺激之下,全校100多位男性班主任各显神通,想着法儿提高学生卷面上的那个红色数字。

曾有一位年轻老师,从师范学院毕业来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接受了大学教育、开拓了眼界的他认为教育最应该培育的是学生的公民素养。于是,他偷偷摸摸地多做了一点。比如,在班会课上,为学生们朗读《萤窗小语》。他甚至认为,高中生已经情感成熟到可以谈恋爱,于是又在班级发动关于友情、爱情的讨论。

如今10年过去,今年春节,一位当年的学生向他拜年,对他说“谢谢”。

不过,他没有告诉学生的是,那些尝试让班级成绩下降,他差一点被末位淘汰。后来,他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教育新实验。

“做老师最痛苦的是,你明知道是错的还是不得不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对记者说。老师们私下也会讨论,是不是真的需要占据学生这么多时间,是不是一定要如此严苛?

结论是,只要高考存在,应试教育便没有废止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仍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学生们同样明白。这让李佳佳非常矛盾。她一边觉得自己“压根不适合高考”,却还主动要求到毛坦厂复读;她好几次说“我要回家”,哭着不吃晚饭,但最后还是会乖乖上学去。

扩招的春天

毛坦厂中学出身不凡。1939年抗战时,省城部分学校迁至大山中组成安徽省第三临时中学,1949年后改为公立,1960年创办高中部,直至现在的六安市毛坦厂中学。

1992年,男生彭传勇进入毛坦厂中学读高一。

那时,毛中只有一个小操场、四排平房、门口两家小店。高一4个班,每班60人左右。因为人数少,一个年级的同学全能认识。学生们从家里自带大米换饭票,从水井打水吃,公共厕所还在宿舍外。

学业并不繁重。下午5点下课,不用上晚自习。彭传勇喜欢打篮球,如果遇上球赛,他可以到老师家里蹭着看。一个学期里,考试只有两次,期中和期末。彭传勇拿回成绩单,他的农民父亲甚至从不过问,“无所谓,上不上大学都可以”。

事实上,高中并不是那个年代的最热门选择。在六安市,六安师范、六安农校、六安卫生职业学院、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等中专因为可以转户口、进城市、当“干部”,就业由国家统一进行分配,老百姓都争着抢着送孩子上。初三复读、只为考中专的学生也大有人在。

有数据显示,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一度超过2000万,职业教育在这一时期发展显著。

然而,等到2000年,彭传勇从阜阳师范学院毕业、回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时,状况已大不相同。高一已有9个班,校园里多了一幢行政楼。2001年,10个班;2002年则一下子扩展到20个班、1500人左右——原因很简单,前一年底,毛坦厂中学创省级示范高中成功。

1999年起,中国高校保持两位数比率的大规模扩招,尤其是二三本院校的招生规模迅速扩张,更让毛中如鱼得水。

因为生源不好,二本院校一直是毛中毕业生的主要流向。以2012年为例,达本科线的7626人中,二本最多,为3641人;其次是一本和三本,分别为2474人和1503人。于是,有家长将毛坦厂中学戏称为“二本批发部”。

而二本又是复读学生和家长们最现实的目标。金安中学曾做过统计,前来复读的学生高考成绩呈橄榄型排列,高分低分都少,多集中在三本线下50分左右。复读一年,人均提高100分,至少“保证三本、冲击二本”。

此时,高职、高专等文凭在社会上风光不再,本科成为家长们的最低选择。

2004年,安徽省教育厅规定省级示范高中严禁举办高考补习班;2005年,经六安市教育局批准、报省教育厅备案,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招收复读生和借读生。

名正言顺之后,来自合肥、淮南、阜北等地的复读生向金安中学渐渐集中。其中,合肥生源占据了五分之一以上,不乏省市领导的子女——安徽省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毛坦厂这样管理严格、环境封闭、擅长应试的复读高中了。家长们将毛坦厂看成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一次的回炉机会。他们中间流传着另外一句话:“如果在毛坦厂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

2013年,安徽全省约有10.5万复读生参加高考,以此计算,每17人中就有约1人出自毛坦厂。

复读模式的成功还让学校的应届生源质量得以提高。最近3年,毛中的中考统招线每年提高5到10分,与老牌六安二中的差距缩小,并将其他乡镇高中远远甩在后面。

毛坦厂小学也因此拥挤起来,一个班七八十学生是常态——有的陪读家长,直接将更小的孩子带到毛小上学。当地一位政府公务员深刻感受到学校扩张与衰落间的差异。他曾去毛坦厂附近东河口镇某村小,迎面看见4个孩子结伴放学,陪同的校长说,“这就是我们学校一半的学生了”。

毛坦厂中学的扩张实在太迅猛了。始料未及的老师们偶尔也开玩笑,动用学校一小部分资金、空运一半学生,就足够在钓鱼岛上建个毛坦厂分校宣示主权了。

如今,金安中学已建起了5层楼的补习中心,新的体育馆、游泳馆、洗浴中心也都在动工建设。“我们基本不贷款”,金安中学刘立贵校长底气很足。在他看来,金安中学吸引复读生的能力和热潮,至少在10年内不会改变。

妈妈们的选择

直到来到小镇,王玲的妈妈才知道,毛坦厂没有“毛毯厂”。毛坦厂音从“茅滩场”而来,位于六安南部山区,曾是空旷平川,茅草丛生,是官员放马的场所。

她从淮南转车六安,再到毛坦厂。从六安市区,早6点至晚上5点半,开往毛坦厂的中巴每20分钟发车;从合肥南站、旅游车站,每天共有五趟专线直达小镇。

2013年春节后,王玲终于开了口,让妈妈过来陪读。理由是,别的同学都陪读。妈妈一口答应:“万一考不上,以后会不会说是我不陪读的错?”

接着,她以100元一天的价格包下了私人所开快捷酒店的一间房。那些金安中学东门对面的房间,隔断成8平方米左右,带独立卫生间和热水器,每学期8000块钱还抢不上。

房东的租房公告还会特意写明:“学生休息时间内,不能洗碗、洗衣服。”

这天中午,她刚叠好女儿的衣服,又拿起毛线织棉鞋套。蒸好的饭在电饭锅里热着,就等着女儿在半小时里匆忙回来吃一口。

“这里什么都贵”,她有些抱怨。没有1块钱以下的蔬菜,空心菜也要3块钱一斤;猪肉12块,而她家只要8块左右。

除了一日三餐,她几乎无事可做。学会了做棉鞋,偶尔打牌。白天,小镇静悄悄的,在学生放学的两个时段短暂沸腾重又安静;傍晚,蜗居的陪读妈妈们三五成群,遛弯闲逛、跳广场舞,成为独特一景。

李佳佳也在外租房居住,奶奶陪读,妈妈每周探望。临近高考,李佳佳的情绪仍然很不稳定。为了一点洗澡水抽不上、做菜口味偏淡的小事,她也要无端挑剔一下,发发脾气。妈妈不做声,只当这是宣泄压力。

何况这并不少见。她就曾听见其他学生跟妈妈嚷嚷:“饭烧不好,会影响我周考成绩的!”

很难说清在巨大压力下朝夕相对的母女,关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这一年时间,对于妈妈们来说也未必不是煎熬。但她们甘愿承受。

在社会摸爬滚打几十年,每位妈妈几乎都有一个自己的心酸故事。比如,一位家境富裕的合肥妈妈,曾在1999年拒绝朋友共同开发房地产的邀请,原因竟是,她压根不知道还有银行贷款这一说。

还有外出打工的,因为不识字,只能在工厂烧锅炉,工作12年后工资还没突破2000块,“没有知识,做的就是吃苦的活”。

“不说别的,现在考个公务员、好一点的单位,不是至少都要有个本科文凭吗?”李佳佳的妈妈并不赞同毛坦厂的应试教育方法,却不得不鼓励女儿完成复读——只有这一个独生女儿,输不起。

这位有大学学历、如今已是省人大代表的工程师如此反省:“独生子女与应试教育,共同造就了这个巨型高中。可以说,一加一的恶果是大于二的。”

2013年6月,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毛坦厂镇的高考气息一天天浓厚起来。街边小贩一边卖葱,一边卖印着“金榜题名”的孔明灯。米上刻字、推卦算命的摊子都适时出现。

在毛坦厂中学那棵百年枫杨树下,香灰堆了一米多高。墙面上的红绸、锦缎已褪了颜色,覆盖着崭新的锦旗“我求神树保佑,我子考上一本”。大树旁,香烛摊一路绵延至中学门口。王玲妈妈本来想拜拜,最后还是觉得难为情,走掉了。

王玲也想放孔明灯。不料班主任劝说:“还是别放了吧!放得上去还好,万一放不上去,被电线杆子挂住了,岂不是成了‘线下’?”

黄色的孔明灯也是忌讳,表示“黄了”。

2013年6月5日高考送考节,在礼花与奏乐伴随下,70辆大巴缓缓开出校门,将王玲和李佳佳送往六安市区。今年同样讲究,前三辆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过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这个高考小镇,自始至终充满着无数个关于高考的暗喻。

这天下午,王玲妈妈在宾馆里收拾包裹准备离开,远远听见街道上传来的鞭炮声,忽然停下动作,起身叹了一口气:“唉,我也终于要解脱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佳佳、王玲、李勤为化名)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陈薇、李强。文章系本文系2013年旧稿,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

1、本文是 芥末堆网转载文章,原文: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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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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