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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00年来的留学大潮,教育国际化经历了怎样的“迁徙”?

作者:外滩教育 发布时间:

回顾100年来的留学大潮,教育国际化经历了怎样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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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国留学,去哪些国家?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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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在中国发展蓬勃,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上升,留学生低龄化发展,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中,有人看到中国在拥抱世界,有人看到崇洋忘本,本土文化遗落。把目光拉回留学大潮开启之初的清朝末年,看看第一代中国留学生的选择是什么,也许能让当今迷惘的留学生、国际教育者,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是“国际”。

今年三月,教育部向公众公布了2017年出国留学人数统计,仅仅去年一年内,60.84万人踏上了往世界各地求学的旅途,外出留学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并毫无疑问地“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

出国留学,去哪些国家?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

这些问题,在《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似乎都有解答——去美国、去大国:“据统计,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留学生的比例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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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名校:“学校声望是中国留学生更关注问题,占到受调查者的61%,其次为申请成功率48%、毕业后的收入能力39%”

学金融贸易互联网:“2015-2016年,工商管理学专业选择比例持续回暖,或与工商管理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再次放大有关,包括金融领域、贸易领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互联网+”的刺激下产生新一轮的增长。”

报告更指出,出国留学愈发平民化、大众化,2010年开始,连续8年有九成以上留学生为自费留学,另外,高中以下的留学生增速显著。但谁能想到,19世纪末期,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推行留美幼童计划,有当时的重臣曾国藩支持,却依然应者寥寥,始终招不够学生。

但紧随其后的1896年,中国学生向海外留学的第一浪潮掀起,汹涌反复至今。中国的留学热并不从从1980年代才开始,在更远的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学生早已开启跋山涉水留学去的奋斗之路,向百余年前的留学生再去追问“去哪些国家?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这三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中一窥当下留学热的根基。

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资深出版人、作家张倩仪,在《大留学潮:记动荡时代的逐梦青春》一书中,用大量史料、当事人的回忆,勾勒出中国初代留学生的现实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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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仪把中国当今的留学热潮,看做是当年曾中断过的留学潮的延续,站在中国留学史的起点上,她看到,“一部留学史,有半部是清末民国政治史,还有半部,是平民求救过、求前途的艰难打拼,里面有热情,也有功利。”

“不肯去”到“争着去”

1872年,幼童留美计划还少有人响应,9年后,原定15年的计划生变,随该计划到美国求学的学生被急召回国,刚刚起头的留学陷入沉寂,不过,仅仅20年后,1896年那一年,留学这件事,忽然从门可罗雀,步步演变成了一次从上到下的全社会热潮。

是什么导致了这次巨大的观念转变?

留学大潮兴起的当年是中国败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第二年。算上之前半个世纪的战争史,这是中国第四次战败,而且还是败于当时不过是新兴国家的日本。中国知识分子为之震动,通过洋务运动为中国寻找富强出路的理想随之幻灭。

1896年,清政府派13名留学生到日本,彼时被视作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把希望和眼光放到国外。两年之后,公派留日成为国家政策,地方大员也派人去日本学陆军。大臣张之洞尤为上心,他亲自送两湖书院的留日学生启程,从湖北坐船去上海,当时有记录说张之洞:

“对学生频频答礼,提督张彪后到,屈膝请安,文襄(张之洞)口衔长旱烟杆,视若无睹。我们见这种倨态,不免暗笑,亦更觉自己所受的礼遇。”

虽显重文轻武风气,但也足以可见,一代大臣对学生如此尊敬,是把对一国的期望寄托于留学生们身上了。

把留学潮真正意义上扩散开来的,是民间心态转变。1900年义和团时间后,有年轻人认为国家要改变方针,个人亦另有打算,他们有些选择自费留日,因“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

1905年,废科举。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入世之途断裂,清廷同事请日本博士来教新科进士法律、政治、外国史地知识,以留日学生做助教及翻译。同一年起,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有些非出名门大学的留学生应考而合格,获得进士或举人出身。

中国本土的学位一下贬值,留学生的声誉和可用之途却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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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蒋廷黻少年时,住在湖南的乡间,亲眼见到留日学生受人尊敬的情况:“当我在乡村度假时,我看到有一个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顶新式草帽,骑马到我家来。他的外表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他是二伯母的堂兄弟,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当时我就发誓,如果东洋念书就受到如此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去西洋念书!”

那还是20世纪之初,到了1930年年代,这股风潮弥漫全国,大学生们“简直是非留学不可!”,后来的北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当时刚从清华毕业,家境清贫,好不容易谋得一份高中教职,心里却还是向往极了:“我遥望欧山美水,看到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不久,遇到交换计划,碰见了出国机会,但手头紧,家里还有老老小小,季羡林有些犹豫不舍,但没想到全家都很支持他留学:“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留学心切,季羡林理智认识到,“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

一方面,面对积弱多年的中国,青年热诚,想通过留学学到救中国的方法;一方面,在改革、革命、运动不断的时局中,看到混乱无解的社会,年轻人们到外洋寻找出路的热望日益强烈。

总之,留学大潮就在如此动荡的现实,如此绝望又饱含希望的时代情绪中,拉开了绵延百年的大幕。

向东洋还是往西洋?学农学工救国还是学文?

郭沫若初入日本,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讲:“来东留学,志向在实业及医学两途”;郁达夫留洋日本,读东京帝国大学,选读的是经济;徐志摩先后求学英美,辗转2个国家读过4所学校,其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的都是经济。

后来,他们都成了大文学家。

郭沫若写出长诗《女神》,身上响当当的名号写不完,身兼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以及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等等,无一与实业和医学有关;郁达夫的名字总与《春风沉醉的晚上》、与“翡冷翠的那一夜”相关;徐志摩沉浸在康河的柔波里,留下深情的文笔,和一身风流韵事。

照如今的看法,这几个留学生念的书,专业极其不对口。时过百年,每一代留学生在“选择”上却有出奇一致的表现——困惑。

败于日本,另当时的中国认为求助于日本的富强经验是一条出路,留学日本能以更快更有效的方式学得建设新式国家的方法,清政府希望留学生们能集中学习教育、法政、工商业、医科,也保送部分学生学习军事。留日潮之后,紧接着是留美潮、留法潮……

留美与留日一样,也是国家鼓励、推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部分资助中国学生留美,胡适26岁时在日记里赞叹:“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美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与中国几乎在坐标轴的两端,呼吸到彻彻底底的新鲜空气的学生们,自信未来中国,他们定可独领风骚;一部分用来成立清华学校,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之后,认为清华气氛与小型美国大学相似。清华学堂是培养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校长是中国人,但完全一副美国腔。

再往后一些的留法潮,一两年内澎湃而起,席卷全国,不过两三年而没落。勤工俭学留学法国的梦想,给了很多中国青年以及强心剂,以为到了法国能边工作边读书,自食其力,还能留洋学习。蔡元培、汪精卫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又特别推崇学生留法,加上法国学校颇自由,早早把宗教和大学教育分离,也很得年轻人青睐。

去各国有各国的特色,但选校、选科,这些最早出去的年轻人们,迷惘、困惑是不少的,专业换来换去,倒显得有些三心二意。不比如今网络资讯丰富,留学中介甚至发展成一支旺盛的行业力量,“徐志摩们”选校,还得多看学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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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蒋梦麟、顾维钧、赵元任这些前辈,加上他们回国后迅速在政府和学界建立了地位,美国东岸名校哈佛、哥伦比亚等在中国学生中名声大震,而西岸的伯克利、斯坦福就要稍逊。

但那些一头载进哈佛或哥大的学生却未必享受。学生多,师生关系不如人少的学校密切,中国学生也多,政治气氛浓,社会活动太多,不是一个好的读书环境。

所以老成的潘光旦就先进了达特茅斯学院,他颇为得意地说,“一进达特茅斯就插入三年级,读了半年,教务长说对对不起,你应该念四年级,像哈佛、耶鲁这样名气很大的大学,自视甚高,就把你压到二年级。”其实达特茅斯学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常青藤名校,只是在中国人圈子里,名气不及其他。

清华学堂在8年时间里,训练学生演讲、礼仪等等,让学生提早训练留美的各项知识技能,生活学业一概包含,但对学生选校选科之指导,完全让学生自主。有的学生总结出:“应该先去小城市的好大学”——

据我们了解,初到美国,最好先别到大城的大学,如芝加哥、纽约等。一入大城,师生接触少,很容易迷失目标,不如先入小城的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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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选科,比选校更令人眼花缭乱。

建筑师杨廷宝说,当年他想过学天文,“我还想学机械、学生物,准备科学救国,也想过学哲学;青年人的幻想是层出不穷的。一个人对心愿的选定,也不是不可变动的。在美国学习时,闻一多虽然学了美学,但没学几个月,他又改学话剧,他还劝我改学舞台美术。”

由实业转文的学生,有兴趣为先如胡适的,“读农科时必修英文5小时,还要读德文、发文,这些必修课使我对英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胡适再也没法研究苹果种植技术,分辨各个品种大同小异的苹果;也有实在认为人的学问于救国更密切的,“我难忘故乡的见闻和被遗弃、埋没和漠视的善良而有才智的芸芸众生……我也没有耐心和阿米巴、草履虫、蚯蚓等小生命打交道。我选择了政治学”。反之,以理工科成大名的钱伟长,文史家学深厚,自己本来读得也是历史,只因为受“九一八”刺激,为救国转而研究物理,最后竟成为中国力学奠基人。

中国学生当时选择主修,除了个人兴趣,亲友以至学生本人还考虑实际生活的问题,所以起初选科容易倾向实用性。在任何时空里,家境平常的学生都会考虑所修科目的出路,务实就业容易,而当时中国学生不同之处,是在有从国家所需的角度衡量实用性。

不过,胡适为救国考虑学农受了大挫,因而告诫青年万“要按自己的兴趣和禀赋,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需要为标准去选科目”。

“船一进黄浦江,我就很高兴地站在甲板上瞭望江边的同胞,船慢点儿驶进码头是,江边的同胞渐渐呈现在我眼前了。……

我仔细看了之后,一种感想油然而生:我国人为什么驼背呢?为什么走起路来,这样拖沓迂缓呢?我在美国五年,见到的美国人驼背很少,都是挺胸,走起路来,头竖立,背笔直,眼睛看前,胸部稍向前倾,步履轻快。”

留学生回国,看待眼前的同胞,带着一些亦中亦西的视角,不是厌弃,确有不争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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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归国的对留学生心里,希望为生养自己的地方效力,是很重要的感情。教育学家晏阳初在耶鲁读书,就立下志愿,回国决不做官,只愿救国。画家吴冠中公费留法,回国以为放弃美好的国外学术环境,而他们所想的是“美国虽然目前比中国优越,我认为我等有责任改进自己国家的条件,而不是等别人创造好条件然后我来坐享其成”。

陈毅在1921年写下的愿望:

“我希望中国办几个真正能求学问的学校,等学生毕业后才送他们出来游学。”

一晃已经浩荡近百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外滩教育”,作者陆莹,编辑李臻。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

1、本文是 芥末堆网转载文章,原文:外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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