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AIS2017的年会上，有这么一个工作坊，题目是——他们又回来了：霸凌学校的家长。

是专门讲如何对付霸凌学校的家长的。两个屋子连起来的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地上都坐满人，可见多少校长和老师满肚子委屈和牢骚。我犹豫了半天最后没去听，因为触景生情怕自己伤心，好不容易放下。但是我事后找到了演讲者，并求到了这两位资深心理专家撰写的文章，今天我一字一句的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希望能帮到其他校长，别再让悲剧重演。

在过去30年间，我们俩为2000多所独立的或公立的学校提供了咨询服务，有美国的，也有外国的。我们的学校访问使我们深切感受学校面临的挑战的范围和复杂性，以及他们掌握解决不断变化的问题的能力。 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在过去的20年里，教育者在处理难缠的家长时遇到了无情增长的挑战和沮丧。

绝对关注的水平不尽相同，许多学校的管理人员都强调说，“我们大部分的父母都很好”。我们相信他们。 但是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学校，真的是每一个学校，都反映了更频繁和更严重的家长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对霸凌大趋势的根源和背景提出一些想法，但我们的重点是应对最困难的：那些霸凌学校的父母。这些家长习惯性的言行粗鲁，颐指气使，不懂得尊重，甚至对教师和校长进行人身攻击，贬低和威胁他们。 他们多次违反学校的政策，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类型

霸凌父母有三种基本类型:“正义”凛然的十字军，要求特权的恫吓者，恶毒的流言制造者。“正义凛然十字军型”家长也许最令老师们困惑，因为她坚称发现了一个突破道德底线的问题，并攻击学校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校长的电话，“我这里有三个母亲无情地敦促我的老师去解决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别人都没看到的“欺凌”问题”。所有教育工作者可能容易受到的指控就是未能保护儿童，因为这直接削弱了他们使命的核心。这种指控可以很容易的威胁到老师，它可以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我女儿说你不喜欢她”，更极端的就是虚构的性虐待的指控。最近有个很大牌的国际学校里两位老师被判入狱10个月，因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完全未经证实的性侵犯的指控，这种家长要么是精神有问题，要么就是试图从学校敲诈钱财。 

 “要求特权的恫吓者型”家长毫无顾忌的提出他们想要的东西: 为他们的孩子提供特殊待遇。他们要求学校为了他们放弃规则，法外开恩，甚至颠覆政策。他们希望他们不喜欢的老师被解雇。一个家长最近告诉他女儿的学校，如果学校不能保证某一个孩子不会被分在她女儿的班里，他就不会把女儿送回来上学。他的理由么，“学校欠我的，我做了两年的家委会主席。” (这种言辞，也可以表述成：“你知道,我老公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这些几乎都在预示着霸凌的开始。) 

“恶毒的流言制造者型”家长有我们心理学家所说的性格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她不断地寻找学校或教师的过失，并经常找到一群新家长广播并夸大她的抱怨。有时她的关注点可能是正当的，并已确定了某一位老师的弱点或某个行政的缺失。但是她添油加醋的夸张手法，她无情的、具破坏性的跟其他家长描述的方式，以及她不止一次的纠集家长参加——被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理查德 · 蔡特教授称之为 "停车场里的沃尔沃核心小组会议"——也已经构成对学校的霸凌。我们见过这类活动的受害者教师，他们都有一种被诽谤和迫害的感觉。 

根源 

许多因素导致父母霸凌率的上升。 脱颖而出的三项是：焦虑的流行; 中产阶级互相攀比和孤独感的文化特性; 以及学校管理者未能认识到他们正在面对有人格障碍的病人。 

家长们焦虑不断的上升主要源于近几十年来更加严峻的机会与可预测性之间的权衡交易。要让一个家长自信而淡定，除了其他条件，变革的速度要慢，孩子的选择要少。不然他们怎样才能确定他们的孩子只要学了父母那代人所懂的知识就能过上成功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呢？但是，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却在不断加速，大多数家长（和学校）都希望学生有最最优的机会，才能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

这种自由，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所以它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但这也意味着，成年人对关于什么是对孩子最有益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的确定性，以及他们关于成功如何培养孩子的信心正在急剧下降。由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职业技术正在科技的挑战下逐渐解体，造成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前景感到担忧，渴望学校为未来提供保证，如果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孩子所获得的经验不是最佳的，都会让家长觉得难以忍受。

这种焦虑也常常伴随着与其他家庭的隔离，以及家长对童年时期多样化的发展途径的经验缺乏。 现在上独立学校的家庭越来越多地由双职工组成。 虽然他们收入可观，但他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其他的孩子，特别是在混龄或“放养”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是个什么状态。他们缺乏一个关键的观点，孩子们是怎样从正常的压力和挑战中自我导航和学习成长的。 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愿意成为子女的代言人。焦虑、缺乏经验和做保护神的倾向，这三者的结合可能导致凶猛的过度反应。

最后，独立学校的教育者倾向于假设这些家长，也就是他们的付费客户，都是心理健康的。不幸的是，这并不总是被保障的。 在每一所学校里，都有一些父母患有真正的人格障碍，这意味着他们在许多方面可能很有成就，但在某些生活领域却一直扭曲现实。 虽然我们所有的父母在抚养自己孩子的时候多少都会有点慌乱和不淡定，但有一些人对他们的孩子有严重的误读，或者对机构，特别是学校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通常，管理人员需要面对几个月的父母不当行为，才认识到他们正在处理严重的精神病理学，常规的干预手段对他们是根本无效的。

教育者的特殊脆弱性 

父母霸凌行为的增加是方程式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教育者的脆弱。 独立学校教师往往是一个高度尽责的群体。他们在孩子们的陪伴中茁壮成长，并试图强调积极的影响。 他们具有很强的服务道德，选择了一个更接近于神职人员的职业，而不像公司的职员那样。这对学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老师很容易感到内疚，觉得他们为学生做的还不够。这也意味着，我们已经说过，他们极度希望回避冲突。因此，面对激烈的批评和不合理的要求时，他们很容易被打垮。许多老师和许多从老师成长起来的管理者发现自己一直在徒劳的试图安抚、规劝、说服并包容那些正义凛然的十字军，要求特权的恫吓者，和恶毒的流言制造者。 

霸凌处理基础知识 

面对霸凌家长要从双重角度开始：首先，霸凌者总是希望把事情弄大和外化; 第二，对付霸凌需要由管理者亲自出面，而不是课堂教师。 霸凌者总是指责别人; 他们显示出很少的自我观察能力。他们几乎从来不问自己：“我有没有让别人很不舒服？会不会是我的做法让他们看不到我的观点？”跟他们尝试通过理性的讨论来达成目标一定是无果而终的。 不管他们多么聪明，霸凌者表现出被禁锢的社会情感发展。 在这方面，他们跟某些霸凌的学生很像。教育工作者就用对付一个凶恶的高中学生的方法来对付一个霸凌父母，一般就错不了。

理想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词：“界限，界限，界限”。霸凌者有权利得到悉心的关注和反思的邀请，但是当这些都不奏效的时候，他们需要非常明确地了解加入这个学校社区最低限度的、不可妥协的条件。 他们需要听到，“你有权利保留你的意见，但你不能辱骂我们”，或者“我们清楚地听到你要我们改你儿子的成绩，但我们不会这样做”。 

这些消息可以由老师传递，但真正的霸凌家长，几乎毫无例外的，应该交给管理者处理，没有商量余地。我们跟老师说，在一个可怕的家长会之后，他们再也不应该单独会晤家长了。处理霸凌父母的工作一定要那些对学校负责的人来做。 

对于教师和管理者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在面对批评的时候不要急于辩解。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当被指控时，关键是要坚持这个想法：“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让这个人变得现在这么疯狂 。”不急于辩解，加上持续的、关于家长如何得出他结论的无休止的好奇心，往往能让气氛平静下来。任何调查的核心应该是了解什么是家长最希望的结果和什么是他或她最大的恐惧。通常，最可怕的霸凌者，心底深处，是深度恐惧的。一旦你对他们的行为定了界限，就有可能找到问题的核心。

但不总是，你不会总是能赢。 当每一个正常的补救措施都已经用尽的时候，有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开除。 为了学校社区的健康和对教师的保护，有时必须驱逐霸凌家庭，即使他们的孩子是非常出色和完全无辜的。对任何一个学校做出这个决定都是不容易的。 但是，当涉及到最恶劣的父母时，越早越好。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国情略有差异，但在家长焦虑和霸凌的表现形式上几乎如出一辙，可能只是变本加厉。我所遭遇的家长就是集三大特征为一身的大Boss， 希望其他校长可引以为戒，逢凶化吉。

注释：现在，“欺凌”现象广泛地被滥用于很多正常的儿童和青少年行为。 我们在这里使用它，是根据它在字典中的定义：霸凌者是一个“嚣张的，习惯性的对别人残忍的人，或纠缠并恐吓比他更小或更弱的人”。

*罗伯特·埃文斯和迈克尔·汤普森都是心理学家和学校的顾问。 埃文斯是包括《家庭很重要：学校如何应对儿童教养的危机》等多部作品的作者，附个人网站；汤普森与Alison Fox Mazola合作出版了《了解独立学校家长：成功家庭与学校关系的教师指南》个人网站。

钱志龙：独立教育学者、惠灵顿（中国）国际学校理事、北京中国学中心（TBC）董事会董事、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学术顾问。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教育者钱志龙”，原文作者罗伯特·埃文斯、迈克尔·汤普森，翻译钱志龙。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