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Tanaphong Toochinda on Unsplash.

作者：邱天，没考SAT的常春藤幸运儿，急流勇退的华尔街逃兵，没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尚未成功的资深创业者。一个26岁清华博导的妻子，两个未满2岁男孩的母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奴隶社会（nulishehui），不端不装有趣有梦，听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说自己的故事。

去年红黄蓝事件被爆出来的时候，我刚刚回国，正四处为孩子寻找日托，而离家较近的红黄蓝也是我备选名单上的一员。

近一年之后，我仍然没有给孩子找到理想的日托。是我要求太高了吗？

北京的日托虽说不上遍地都是，但数量并不算少，为什么找不到一家令人满意的呢？在考察走访了北京十多家日托，并在各种微信群里面咨询收集了几十个妈妈之后，我决定写写这段寻找日托的魔幻旅程。

计划之外的刚需 

一回到北京，我就开始着手给孩子找日托。令我意外的是，北京的日托非常零散，不规范、不成规模、甚至让人无从找起。

记得我小时候，托儿所还算是一个相对普遍的选择。八九十年代，很多机关单位、街道小区都开办托儿所，接收三岁以下的幼儿。

我和我老公都是北京人，我是三岁直接上了幼儿园，而他不到一岁就被父母送到附近社区的托儿所，由街道居委会大妈们看管，据说照顾得非常好，入托没多久整个人都被养得胖了一圈。

▲  图片来自作者。

然而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加之机关单位的福利待遇逐渐缩水，过去的十来年间，托儿所似乎从社会上消失了。

直到近几年，二胎政策逐渐放开，老人需要帮助子女带孩子的观念开始转变，市场上优质育儿嫂的价格飙升且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留洋回国的人们也将对外国日托的期待带回了祖国，日托这个产业才慢慢又开始复苏了。

复苏归复苏，国家却没有为孩子们的入托问题做出计划，更没有相关政策出台，一切凭借市场自然应对调节。这个市场是巨大的，但是生存的压力更是巨大的，日托艰难生存的压力直接转嫁给了寻找日托的父母们。

▲  Photo by Picsea on Unsplash

一开始，我试图从公立幼儿园寻找托班。然而整整一周的网络查找、电话咨询和实地考察，让我的希望落了空。周围的清华、北大、中科院，以及一大堆叫不上名字的公立幼儿园，纷纷在近两年取消了托班，究其原因是为了优先满足三到六岁的幼儿入园需求。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清华的妈妈告诉我，曾经清华校长到她们系里去访谈，让大家给学校提意见。她提出应该增设几个托班，缓解教职工子女入托压力，校长深以为然。结果当年幼儿园就彻底取消了托班。工作繁忙的她只能对着家门口一千多一个月的清华幼儿园望洋兴叹，无奈之下将孩子送到外面一万多一个月的日托去，只因为人家提供校车接送。

公立不行，我也只好转而寻求私立日托。这一找，我才发现其中竟有这么多名堂，这么多无奈。

私立日托最大的考验就是场地，最大的开支就是房租。如果想拿到相对合规的运营执照，日托就必须租赁商业用房，而且必须是低层或底商，租房成本是普通民居的两三倍甚至更多。每个孩子交纳的日托费用，超过一半都要用于支付房租。这倒也罢了，可是绝大多数商业用房在办公楼里，在大马路边，根本没有孩子户外活动的场地。

出于以上原因，北京很多中小型私立日托都藏匿于居民小区里面“无照经营”，这样房租相对便宜，孩子们也可以在小区里面活动。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些无照日托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

▲  图片来自Peachtree family daycare

讽刺的是，因为没有工商执照，很多日托不敢公开宣传招生，只能依靠家长们口口相传、互相介绍来维持经营。一个开园不久的小型日托的园长告诉我，她不敢上网大肆宣传她的日托，也不敢在外面公然挂牌，只能在附近小区里面发发传单。

可是小区里带着孩子活动的几乎全是老人和保姆，对她的日托都是如临大敌，完全没有宣传效果。这种可悲的信息不对称，让小型日托们招生艰难，也让寻找日托的妈妈们无从找起。

园长主导和资本主导 

在我参观的十几家日托里，有两家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家日托的硬件设施令人叹为观止。宽大方正的教室里面陈列着崭新的教具，明亮的窗户上挂着昂贵的新风机；小马桶、洗手池迷你而精巧，让一岁多的孩子也能自己使用；每天三餐两点的食材都是有机农场专供，园里专人加工成精美可口的食物。

▲  图片来源Pinterest。

看到这些堪称完美的配置，我真的非常心动，想着孩子到这里应该会乐不思蜀了。谁知道随着一上午与园里老师、园长交流，跟着园内小朋友们一起活动，我激动的心情慢慢冷却了。

教学园长是中欧人，在欧洲读过两年美术专科学院；她的英语非常一般，整体素质更是一般；由于整个日托的课程设计由她全权负责，仔细了解之下发现是一团乱麻。

这个日托主打全英文沉浸式教学，可是外教的英语都让人听着汗颜；中国老师被迫和孩子说英文，导致口语不过关的老师们只能跟孩子们“蹦字”，平时更是能不交流就不交流。园里的小朋友除了一两个外籍的比较活泼，绝大多数中国孩子都沉默寡言，情绪低落，园里气氛十分尴尬。

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自由活动的时候，一个活泼的小姑娘拿起了教具工作毯，围在自己脖子上假扮成巫师，一旁的老师以“工作毯只能铺在桌上工作、不能拿来玩”为由制止了她。这个正在和同学说笑的小姑娘一脸失落，放下工作毯悻悻地走开了。

▲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家日托则与第一家正好相反。在参观了几家硬件出众的日托之后，这家日托的装修和教具看起来简直有些寒碜。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样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的环境里，所有孩子都格外地开心。

有的教室里，老师在带着孩子们做手工，每个孩子都非常专注认真；有的教室里在唱歌跳舞，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有的玩着教具，有的舒活筋骨，看到带我们参观的园长，都会洋溢着笑脸叫到“园长妈妈！”那些纯真又幸福的模样看了让人为之动容。

仔细和园长聊天才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女人很不简单。师范大学毕业的她，曾经做过公立小学、中学的校长，也在大学做过系主任。

一次去荷兰访学的偶然机会，她接触到了蒙特梭利教学法，从此深入学习，潜心研究，立志将蒙特梭利引回中国并深度本土化。

已经研究蒙特梭利十余载的园长给我展示了她亲自制作的汉字教具，满满几大柜子的压膜字卡展示了几千个汉字从象形文字、甲骨文逐渐到现在简体字的演化过程，让孩子们能够在玩中学、学中玩，几年时间可以掌握三四千汉字，而且丝毫不觉得枯燥。

造字游戏只是她课程设计中的一小部分，她还在园中开设了计算魔方、天天诵读、我爱我家、我要注意、听说弹唱、手舞足蹈、我画我思、体能体操等等一系列课程，此外还有外教、跆拳道、钢琴、小提琴……

我当时的心情可以用震惊来形容。课程多少不要紧，但从课程的细致程度可以感受出园长非常用心，而园中孩子们幸福的笑脸印证了园长的苦心没有白费。

▲  图片作者Robert Andrew Anderson。

在过去的若干年间，隐匿于居民区里的各种中小型日托是北京幼托领域的主流。但是随着需求逐渐增加，家长们的支付能力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资本盯上了日托这片蓝海。

我对我参观的所有日托进行了简单的分类 — 像第一家这样以硬件为诱饵、以盈利为目的的日托，我称之为资本主导园；而第二家这样以园长为核心、以教育为目的的日托，则是园长主导园。

园长主导园以家庭园和中小型日托为主，一部分是园长自身有需求，比如家中有年幼的孩子需要入托；另一部分是有理想有情怀的教育人士开辟的“实验园”，将自己的所学所想在此进行实践。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些园长主导的小型日托，私下里我将它们称之为“精品小园”。这些小园的硬件往往无法与资本主导的日托相比较，但它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老师相对稳定，日托环境轻松活泼有爱。

这其中主要的原因：

• 一是这些园长们对幼儿教育都有自己的见解，不仅自己在园中授课，也自己招聘、培训老师，能靠个人魅力留住老师；

• 二是这些园的良好氛围形成了良性循环，老师们在这个小园中能得到充分尊重，工作开心愉快，孩子们自然也就能享受于其中了。

除此之外，这些园的价格往往也远低于资本主导的日托。事实上，在我参观的六家园长主导日托里面，只有两家做到了自负盈亏或略有盈利，其余的还在依靠园长贴钱维持，亏损十几万到上百万不等。这与它们藏匿于居民区中、不敢公开宣传招生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资本主导园往往设置运营园长、招生老师，而园长主导园没有财力雇人招生，且擅长教育的园长们往往并不擅长经营之道，最终只能依靠情怀苦撑，或在自己孩子毕业之后关闭日托。

资本主导的日托以中大型和连锁日托为主，开办日托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钱。因此这些园的收费很少有低于七八千一个月的，更有甚者年收费超过二十万，赶超专门接收外国人的国际幼儿园。这些日托以硬件设施著称，不仅包括赏心悦目的装修、教具，有机的食材、高级的新风机，甚至也包括全职的外教和自带各种证书的高学历老师。

为什么说外教和高学历老师是硬件而不是软件呢？

原因很简单：流动性太强。这些老师被资本吸引，哪家工资高就去哪家。往往是新开的园为了招生，设立高工资四处挖人，这些老师就跟着资本跳来跳去，工资节节攀升。

我曾经见到一个高学历老师，短短几年间就有五六家“高端园”的工作经验，并对此引以为豪；另外一家园才开了没多久，刚刚招到第一批孩子，外教就跑掉了好几个。

这样的外教和老师，与高配置教具的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博家长开心用的硬件设施，在完成招生后就失去了意义。这些“高大上”的老师对孩子的成长不仅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因为流动性太强而给孩子带来了不安全感。

除了管理混乱、老师流动性强，资本主导的日托还有一些令人堪忧的通病。

就像第一家日托所暴露出的问题一样，很多日托招聘来的园长并不懂多少幼儿教学，只是片面接触、考一个证就上岗了。这种一知半解带来的弊病可能超乎想象。最糟糕的情况下会影响孩子正常的语言发育，双语混淆、沟通障碍；更有甚者抹杀孩子的创造力，让孩子无所适从。

▲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利益最大化，这些资本主导的日托往往会在一两个相对不错的试点园之后迎来爆发式的扩张，我走访的一两个“品牌日托”甚至在几个月内新增了十几家分店。扩张意味着招人，短时间内上哪里去找那么多优质的老师呢？来得及对老师进行基本的培训吗？连园长们、管理层都在频频跳槽、招新，谁来培训、监管这些新老师呢？我想这些答案应该不言而喻。

劣币驱逐良币 

在参观走访了那么多日托之后，我为孩子选中了一家心仪的精品小园。然而还没等我把孩子送进去，红黄蓝事件的影响就给了我当头一棒：北京市对中小型日托采取了全面取缔的政策。

海淀区带头做出表率，地毯式搜索、关停各种中小型日托，仅仅是我附近的一条街上就被查封关停了七八家日托。我看中的精品小园也不例外，被勒令停止办园、马上搬走。

在过去很多年里，幼儿园一直归教委管辖，而日托作为保育性质为主、教育功能较弱的托幼机构，隶属于卫生部门主管。可是实际上，并没有人主动承担对日托监管的责任。政府部门既没有相关的规定来约束日托，也没有对应的执照来发给日托。

想要办日托，只要从工商部门申请一个教育咨询执照就可以经营了。但是红黄蓝事件之恶劣，引起了民愤，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决定不能再对日托机构听之任之。然而谁来管，怎么管？一时之间没有了对策。

在政府部门研究对策的这大半年时间里，北京市采取的策略是：大园鼓励，中园规范，小园关停。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策略绝无不妥之处 — 无照经营的小园遍地开花，管不过来，再出问题怎么办？先统统关掉，等政策研究出来再说。

这一研究不要紧，可真苦了我们这些等着送孩子入托的妈妈们。在北京尤其是海淀这样恶劣的日托生存环境里，园长主导的中小型日托几乎无法存活，大量精品小园遭到无情的关停。有些不甘心的园长跑到远离城区的地方去重振旗鼓，那些地方虽然暂时没有大力清扫中小日托，但日托的生存条件也令人担忧。更何况，让年幼的孩子每天车马劳顿地跑那么远去上日托，谈何容易啊！

▲  图片来自作者。

在等待政策落地的过程中，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受到政府支持鼓励的日托，将毫无疑问是资本主导的大型园、连锁园。

在资本的驱使下，这些快速扩张、遍地开花的流水线日托，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第三个红黄蓝。而那些真正有心做教育的园长们开办的中小日托，由于规模太小、难以扩张，最后很可能将成为政策的牺牲品。

 妈妈的梦想 

目前来看，日托困局似乎并没有十分良好的解决方法。我只寄希望于有一天，政策能够放开，国家开始大力支持日托的发展，清晰明确的规则被制定出来。连锁大园被限制扩张速度，以保证老师质量；精品小园也可以拿到执照，不用再东躲西藏。

▲  Photo by Veronica Kei on Unsplash

我有时也会做白日梦，梦见我为我的两个孩子开了一家日托。没有奢侈的装修，华而不实的教具，但是窗明几净，空气清新；老师也许没有硕士学历，外教也许不是金发碧眼，但每一个人都由衷地喜爱孩子，愿给孩子长期稳定的陪伴；课程也许没有响亮的名号，不是华德福、瑞吉欧、蒙氏和高瞻的混合体，但是每一节课程都经过老师们深度的研究和本土化调整，不会让孩子们在不伦不类的课程中水土不服。

我梦见我年幼的孩子们省去了一两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每天一起床，下楼就是日托。他们可以睡到自然醒，把堵在路上的时间释放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我梦见孩子们在家门口的日托里面开心地笑啊，闹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舒展地笑了起来。老公在旁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一个人傻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奴隶社会”，作者邱天。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