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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2018】若不减少教师抵触情绪,大学创新改革将难上加难

作者:尔瑞 发布时间:

【GES2018】若不减少教师抵触情绪,大学创新改革将难上加难

作者:尔瑞 发布时间:

摘要:杜宁凯:我校对于教育改革有非常严重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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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创新: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圆桌会议

芥末堆12月5日讯,在好未来集团召开的“GES2018未来教育大会”上,美国教育媒体EdSurge创始人Betsy Corcoran、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教务长郑国民教授、Minerva大学创始人Ben Nel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杜宁凯(Nicholas Dirks),针对大学教育如何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做准备,展开了有关“大学的创新: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的激烈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Minerva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代表着三类高校,即国内的领先高校、国际创新型高校和美国公立高校。三者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对现有教学体系进行改革的实践,对我国高校改革的实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下为圆桌对话精选实录(芥末堆整理):

1. 北京师范大学、Minerva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如何帮助学生为未来做准备?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大家好,我是Edsurg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我们研究未来的教育,也探讨现在技术的变革,我们越来越多地撰写教育领域当中的变革,包括在学校、大学,还有早教方面的变革(现在早教也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的圆桌主题是如何让学生做好准备,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

在座的嘉宾和各位听众朋友不妨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您在几年前,或者很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能够想象到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还有我们现在的工作吗?要进行这样的展望,确实非常难。而现在我们让学校和大学去想象一下,十年之后他们的学生要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如何建立一个系统来帮助他们为将来做好准备。

我们首先有请北京师范大学郑教授发言。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将要面临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北京师范大学通过何种方式,让学生对未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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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名教育科技媒体EdSurge创始人:Betsy Corcoran

郑国民:好的,谢谢您。可能在中国的大学,我们主要谈本科生的教育。而这其中可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专业

中国的大学,高中毕业生上来之后,他们的很多专业实际上都是父母帮他们选择的。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当中,如何让孩子能够真正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至关重要。在我们的未来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逐渐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北京师范大学近几年一直在努力,让每一个学生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有两次专业的选择机会。第一年结束之后,有一次选择机会。一年半、两年之后,他觉得第一次的选择还不适合他,就可以有第二次转专业的机会。也就是说,他可以在北京师范大学尝试三个专业。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知道,一个学生只有找到发自内心的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之后,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动力。我们认为一个未来优秀的人才,要能够找到发自内心的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不断地为自己的兴趣展开探索,不断地持续地去努力。 因此,在高等教育当中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我们的学生选择专业之后,还可以通过辅修或者双学位的方式,扩展自己的兴趣范围。北京师范大学目前每年有将近30%的学生拿到辅修或者双学位。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有一个专业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另一个专业是真正为自己的爱好。第二个专业可能使他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工作,但等未来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有可能成为他终身的爱好和兴趣,这时他就有可能转换到他第二个学习的专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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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教务长:郑国民教授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非常感谢教授。接下来有请来自Minerva大学的Ben Nelson。Minerva是最小的一所大学,但也是最新、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Minerva是Ben Nelson几年前建立的一所学校,在今年春天招收了第一批学生。Ben Nelson,您展望的十年后的场景是什么样的?Minerva是如何为学生未来做好准备的呢?

Ben Nelson:Minerva现在所做的,是给我们学生提供系统化的思维,给他们提供一种思考的框架。他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之下,应用这些思考框架。尤其是那些未对未来做好准备的学生,更需要这样的思考框架。

从应用的视角来说,对于学生而言,去思考他们十年之后要做什么是很难的。因为职业生涯会改变,工作会改变,情况也会改变。有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当中。然而不管他们在哪里,都有一些特定的、他们可以利用的工具,帮助他们更加有效地去应对,以不同的方式审视问题,把问题分解,找到解决方案,甚至找到一些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能和那些标准化解决方不一样。他们也去思考如何和其他人沟通,使这些解决方案能够成为现实,而不仅是学会书本上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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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va大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Ben Nelson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非常感谢。接下来有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杜宁凯先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公立学校,它在美国的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杜宁凯教授,您在伯克利分校创建了一个独特的项目。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项目是如何开发出来的?您是如何依据学生的需求建立这样的一个项目的?

杜宁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其他学校一样,也有双学位。通过双学位,学生希望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但你知道事实并不总是如此,不可能所有学生都会这样做。

另外有些学生希望以计算机科学作为专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去硅谷,找到很好的工作。而这里的问题是,这些工作在未来的十年是否还会存在?就像计算机科学、编程,这些都是现在的硬知识,但是将来是否还会需要这样的工作?当然这些现在是我们的经济基础,但是将来情况又会怎样?我们并不知道。

当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我要去思考,如何长期对教育进行变革。我们不只扩大了计算机科学专业,还创建了完全新的数据科学部门。这并不是一个分开的部门,我们是特意创建了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涵盖了四个主要的大学学院项目。这个项目几年前最开始只有75名学生,现在有上千名学生。我们不仅仅提供了数据科学,还创建了一些连接器。选择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可以去看看利用量化材料的《莎士比亚》;研究公共卫生的,可以去看看流行学或生物学。学习都是跨学科的。他们可以利用自己专业的数据,融合其他专业的数据。与此同时,他们可以了解一些数据分析的最基本的技能,在他们学习自己专业学科的同时,扩大其他专业的知识。我们的这个项目并不是一个专业,而是一个项目,它发展地非常迅速,并给学生的专业提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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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杜宁凯(Nicholas Dirks)

2. 改革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学校做的事给了学生更多的选择,让他们选择第二专业,或者多个专业,让他们应用自己的知识;将数据科学和经典人文科学结合。但是你们讲的这些方法是很难实现的。在尝试推进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郑国民:我刚才谈到的学生专业选择的问题,在所有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应该说在未来,都是富有挑战性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几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我们开设的专业是否真正适合学生的需求。在座的所有人应该都会说几乎不太可能。为了真正满足学生的需求,我们申请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比如目前北京师范大学有74个专业,但我们招生的时候只有50多个专业。进来后的学生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专业。去年我们申请了四个新的专业,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

第二,我们要把每个专业所要求的学分降下来。比如原先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要修160个学分才能毕业。现在如果我们要让孩子有更多选择的话,必须把学分降下来之后,他才有时间、有机会去修读其他课程。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学分已经降到130个,理科140个。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那么教授们乐意接受这种改变吗?

郑国民: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对于所有老师、所有教授来讲,他们都喜欢上原来的课。一定程度上来讲,他要想一些新的课程开设,就得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很多教授不太喜欢放弃原来的课程。但是从学校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设立机制,鼓励老师开设新的课程,鼓励老师和其他老师合作,和其他方面的人员合作,包括企业的人员,一起开设新的课程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是的,我理解了。杜宁凯教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在伯克利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呢?伯克利教授怎么想的呢?

杜宁凯:我校对于教育改革有非常严重的抵触情绪。伯克利有150年的历史,比哈佛年轻几岁,但也是一所历史非常悠久的高等学府。即使在伯克利,我们的老师也经常会说,这么优秀的学校改什么改,没有必要改。我们说自己是一个科研型学校,我们培育的是各个领域的未来精英。我们的教授就觉得,我用更多精力搞科研,培养研究生就行了。以至于我来负责的时候,启动了一个本科项目,大家都觉得只要你不让我碰这个项目就是件好事。但我当时就说,没那么简单,我要改变大家的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的思维模式。

我们其实关注两点:

第一保证所有本科生都有机会参与科研,而不是只有研究生才做科研。因为我在K12也做过很多教学实践,包括PBL(项目制学习),我们把它叫做“分层次的科研教学”。同样,你也可以让本科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第二,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连接型的数据分析课程。其实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就是要去重新塑造和配置我们的课程结构,改变不同的院系,打破它们固有的边界思维模式。学生要拿到数据科学的学位,还要在其他学科拿到学分,通过资质考试才行。

而这其中就有些老师不愿意参与,这个现象也很常见。但我们的意见是,学生是这样要求的,你必须作出改变。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Ben Nelson先生,您的大学更年轻,可能这些固有问题会少一些。您在自己的学校中,主要碰到了哪些挑战?怎么克服的?

Ben Nelson:Minerva非常年轻,我们的老师非常有热情,参与性强,互动性强。我们对老师进行筛选,并做了各种各样的培训。但随着年复一年的教学,老师可能会回到过去老的思维模式,照本宣科。或者是老师问的问题只有一个真正答案,标准答案,而不是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试图去激发学生多元的思维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我们不会在课堂这个宝贵的阶段内浪费时间,告诉你一个网上随便就能查出来的正确答案。我们有一些新颖的想法,新颖的应用。你需要去搜索各种各样的事实,找到一个相对标准的答案。但这个答案不是现成的。你还要考虑到这个标准答案的影响是什么。特别是在一个非常模糊的领域,它的影响是什么。有一些想法可能是错误的,有一些想法可能行得通,这是我们教育的核心理念。

我们现在也把Minerva大学系统搬到其他大学进行实验。我们第一次搞合作的时候,是在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世界比较年轻的大学当中排名比较靠前的一所学府,在七十年代建校。我们那时培训了一批当地的老师,其中有一位资深教授。他说在Minerva上课,完全颠覆了他的教学模式。我们的教学并不是说说一些段子,搞的满堂哄笑就可以。他理解了如何通过积极的引导,像一个教练一样,帮助学生开发思维能力。他说,虽然这样的教学流程很难实践,但是一旦做成,就可以有非常卓越的教学效果。

3. 学生的精力足以承担这些教育改革吗?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先前大家都提到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让他们的兴趣更多元化,找到人生的关注点。但每天只有24小时,学生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整天压榨学生的激情。你们有没有给学生划定一个边界,多少的专业技能就够了。

郑国民: 第一,我们必须要改造课程。有些课程我们必须要放弃,有些课程我们必须要进行重新改造。第二,改革我们教学和考试的评价方式。

一一考书上的知识点,意味着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背诵无用的观点。我希望在课堂里,让学生多一些问题的探究,项目式学习,在课堂上有更多的研讨。实际上我们说教学课堂的不可替代性,就在于在课堂上让学生真正发挥他的智慧,发挥他的激情,让他的创造性在课堂上真正实现。这就是我们整个教学和评价方面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的考试也在改革,不再是最后的一张纸一个答卷。我们也在进行平时课堂上的这样一种讨论,将项目式评价纳入到我们最后的期末考试当中。

杜宁凯:其实伯克利也有类似的问题。在伯克利这样的大学,照本宣科的居多。但是现在所有的课都录成视频,你提前在网上看完就可以,到课堂的时候就要分成小组讨论。我们希望老师和学生沟通交流,把问题一步一步解读出来,而不是重复视频中的讲解。这就是我们说的翻转课堂。但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针对教育本身的转化。我们的教授更多转化为教练或者培训师的角色,让学生去探寻,去自己发现。所以我必须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供学生去探索

Ben Nelson:我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大家举手示意。在座的各位,哪些人花了大部分时间在自己的学术追求上?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哪些人在高中的层面上花了更多的时间为学术做准备,而不是在大学?哪些人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的时间比高中的时间长?很难说多少人举手,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做的数据,起码美国是这样的,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在过去50年里,其实对于同样学校的人来说,他们在学习上所花的时间比他们50年前在学习上花的时间减少了30%,而学生在课外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就更少了(更别提课外时间本身就减少了)。那么学习到底被什么所取代?

全球的高等教育其实都有相同的趋势,那就是在讨论教育的价值,大家很多人认为大学已经不在是教育,而是你的圈子你的人脉。我创立Minerva的初衷源于,七年前我与常春藤毕业的学生聊天,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聊课程了。原来是因为大学里没人学习了。大学的目的,很多人说不是上课,而是交朋友,打造一个人脉,做运动,尝试一些体育。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但我是认为,我们对于学生的要求太少了,他们的生活很轻松,尤其是这些非常好的学校,很多人都不会获得更低的成绩,而且不用付出努力就可以获得,所以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做非学术的追求。Minerva的学生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会去不同的国家做拜访和实践。他们每周都有50小时专注在课程上,就像工作一样。我们希望强调大学教育的角色,当然可能教育不是大学最首要的目的,但是应该是大学四年的主导。

4. 我们如何知道大学的改革措施是往正确的方向行进的?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我们总是在说十年之后学校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学生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但是我们怎么知道那是一种对于未来成功的设想呢?我们说要在教育体系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在不断变化,技术也在不断变化;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Ben Nelson:我们通过不同的层面来衡量学生的表现,我们还有一个第三方的机构评估学生的表现,而且还有内部的评估系统。然而我觉得最让人大开眼界的是,他们是通过身体力行来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

去年一年级的新生决定在黑客马拉松上实践自己学到的内容,这等于让他们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一同去竞争。而我们学校的一年级新生确实赢得了很多奖项,而且这让其他学生相信,不只是毕业生,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参加黑客马拉松(奖金大概一万美元)。我们大约150名一年级新生,第一学年还没有完成,就和计算机科学的职业工作者一同去竞争,并且还赢得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还有荣誉奖。

杜宁凯:我们通过数据科学看学生的职业发展,统计相应数据。比如学术专业和未来的就业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看过去十年的数据,看他们的关系。我发现有些数据非常惊人,我们越关注本科课程,学生就越能找到相关就业。但是毕业十年之后,这个毕业生往往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实际上可能真正表现出色的学生,反而是在学校里更综合、更多样化的学生。他关注的不只是自己的专业,还关注人文科学和其他技能科学。对于本科生而言,我们不应只考虑他们需要什么,还要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学。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未来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郑国民:对于我们的教育结果如何,是非常难进行评价的。中国很多学校都在做离开学校五年、十年毕业生的调查,看我们的课程对于我们的学校的教育,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最近北京师范大学正在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也在进行学校的课程改革、教学改革,这是必须做的工作。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调查的结果,经过我们对毕业生的调查还有一些访谈,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教育中,或者说他们感受到在大学的教育中,最有价值和最有力量,支撑他们未来发展的有六个方面:

第一,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即每个学生为家人、为这个社会能做的贡献,为这个民族,为国家能做的贡献,为人类做多大贡献的问题。

第二,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和持续的学习动力。

第三,综合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社会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靠单一专业的知识去解决,而是靠多学科综合解决。所以跨学科的学习非常重要。

第四,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和领导力。

第五,勇于面对改革、迎接改革,敢于去探索的能力。

第六,有国际的视野和国际竞争力。

主持人(Elizabeth(Betsy)Corcoran):谢谢!我毕业论文其实是和物理学相关,当时写了一篇和爱因斯坦相关的论文。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我们现在了解的东西,而想象力是我们可能会去发现去创造的。我们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让他们去发现去互动,去抬起头,而不是低头,我们必须要发掘他们的天赋。再次掌声感谢各位演讲嘉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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