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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梅:从家长批改作业看家校合作的演变

作者:张若梅 发布时间:

张若梅:从家长批改作业看家校合作的演变

作者:张若梅 发布时间:

摘要:如何规范家校合作,让教育主体各归其位?

屏幕快照 2021-01-13 下午12.26.21.png家长拒绝批改家庭作业仅仅是家校合作关系异化的一个缩影。(图源:网络)

日前众多媒体所跟进的“家长退群”和“太原严禁家长批改作业”话题事件已经渐渐冷却,尽管多地已经出台严处禁令,但家长怒退班级群、拒绝批改家庭作业仅仅是家校合作关系异化的一个缩影,若只就这单一事件出台禁令则有隔靴搔痒之嫌,也难以根除病灶。因此我们尝试从“家校合作”的推行政策角度进行梳理,就冲突事件分析其试点执行后的异化情况,把握校方、教师和家长在共育环节中各自存在的问题,来明晰合作共育下的三方权责边界。 

家校合作的政策演变历程 

家校合作的政策演变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从政府倡议号召逐渐转变为划分权责归属。以往政策条款规定学校教育作为主导方、家庭和社会配合学校教育,倡导校方指导家长进行家庭教育,但后续政策开始规定家长有配合学校教育的义务、学校有开办家庭学校的义务、教师有家庭教育指导的责任。

二是附带性政策条款转变为专项政策制定。家庭教育在以往诸多政策和法律文件中作为其中部分政策条款来配合中小学生的德育建设和儿童健康发展。但在2011年则专门针对家庭学校出台建设性指导意见;2015年家庭教育工作的专项政策出台,也标志着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三是家庭教育角色从配合者变为主动参与者。从1988年到1995年的相关教育法规中,家庭教育课程的开设被定义为校方责任,学校和教师可以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家长应配合学校教育。但到2001年,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成为教育合力的铁三角,并在组织形式上要求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使家长成为学校规章制定的参与者。

从政策出台层面而言,家校合作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政策法规中依然是纲领性的指导居多,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有权责归属但缺少具体落实方法,在家校合作的结果评价层面也未给出明确规定;二是组织形式单一且不成体系,以中小学家长委员会为主体的家校合作组织机构,往往是学校自发组织,缺乏国家出台的规章制度,各校间的家长委员会也彼此分离,缺少沟通与合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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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育部官网-信息公开 

以冲突性事件分析家校合作的异化情况 

目前家校关系属于校方领导型家校关系,家校合作的部分活动由校方组织开展,家长作为活动参与者,被动接受校方或者教师的安排。而家长退群拒绝批改作业这类公共舆论事件的背后是当下家校合作关系的变质,无论是部分教师将批改作业或者教授超纲教学内容的责任转嫁给家长,还是家长群这一家校沟通渠道的异化,都是双方教育分工的权责不明而作出的越界行为。 

家校合作变质,异化为部分教师责任转移和家庭深度嵌入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教师职责的要求是: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不得敷衍塞责。从教师职责来看,认真批改作业是教师的责任,这一点不应该转嫁给家长。那么此类事件只是极个别突出事件吗?根据人民网的微博投票,有近4500位网友选择“要求批改作业”是家长最苦恼的事件,3176位家长则选择“家庭手工作业”为苦恼之最[2],可见家长批改作业一定程度上是相对多见的现象。

那么教师是为了单纯节省工作时长,减少工作任务吗?2018年教育部的调研工作报告指出,中小学教师周平均工作时间约为60小时,是法定工作时间的1.5倍。近1/3的教师每天在校工作10小时以上,寄宿制学校部分教师在校工作时间达到15个小时以上。超过半数以上教师每天下班后还需要在家工作2小时以上,近六成教师周末用于工作的时间超过3小时[3]。

教师超长的工作时长消耗在哪里呢?有受访者称形式主义任务下沉,教师在处理教学之外的工作中耗费了大量精力,包括上级检查、报送材料、开会培训及各类与教育不相干的知识竞赛导致教师教学空间被侵占,消解教师的育人精神和能力。

除去形式主义的外派任务之外,教师还为“唯卷面”和“唯材料”的考核要求头痛。以小学阶段为例,学生限次考试导致成绩的提升难以充分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所以出现了一个新的考核指标“学生作业批改质量”,要求作业中一个错误都不能存在、学生作业不能犯错、教师批改不能有错没发现、批改作业不能打红叉等,那么能执行作业反复修改任务的只有家长[4]。 

家长群变质,异化为夸夸群、作业群、打卡群

当下家长群这一线上社区,已经呈现出学生隐私泄露、家长指点学校工作、教师代表至高权威的多种生态,家长群俨然成为一个“小江湖”[5]。在201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要求统筹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长会、家访、家长开放日和家长接待日等多元家校沟通渠道,但在新媒体趋势下微信沟通成为连接教师和家长间的主渠道。

有学者在小学阶段选取市区、城区和乡村三所公立小学为样本,对班级微信群的沟通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如下问题:一是双方沟通理念有待更新。部分教师在沟通中占据主导地方,以命令式语言指挥家长配合工作,而近半数的家长受访者表示会对此有抵触和不满。

二是即时沟通方式会模糊教育责任。这类便捷沟通往往让部分教师向家长转嫁责任,如检查作业、预习文章、帮助学生完成超纲学习任务等。三是缺乏班规引导和控制舆论。部分家长忽视班级群的沟通功能,将“夸夸”风气带入群内,引发跟风行为[6]。 

如何规范家校合作,让教育主体各归其位 

通过梳理现行家教合作相关政策和分析冲突事件下的家校合作问题,可以发现如下问题:政策层面缺乏具体落实方案、家校组织形式较为单一;具体合作中教师形式主义任务压身、家长超责嵌入教育任务之中,以及双方沟通缺乏制度管理等。

因此,可尝试,第一,政策层面出台家校合作具体细则,即对家校双方的教育行为和各自责任义务给予明确指导和规范。对于新形势下的家校合作范围变化,政策要及时作出动态调整。

第二,组织层面上应强化学校委员会的责任意识,赋予其更多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可建立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学校委员会间联通机制,加强校际间的经验互鉴和沟通。

第三,对于教师“减负”政策要落实到位,减少甚至避免教师承担本职以外的形式主义任务和无效的“留痕”工作。

第四,拟定沟通平台规则,规范沟通信息的内容和形式。要求学校行政督导人员、家长委员会人员介入家长群内,发挥监督作用。

第五,对于家庭教育课程,应当设有针对当下双职工家庭下的隔代教育、单亲家庭等教育课程,使家庭教育课程更具针对性。 

参考文献:
[1]夏婧. 中美家校合作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D]. 湖北师范大学,2017.
[2]人民网-舆情频道. #退出家长群#,话题5亿次阅读的共鸣在哪?[EB/OL]. [2020-11-03].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1103/c209043-31916924.html.
[3]新华网. 用制度为教师减负[EB/OL]. [2019-12-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23/c_1125377816.htm.
[4]陈席元. 叫停家长批改作业,老师也有话说[EB/OL]. [2020-11-18].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6039986/5953649.
[5]张宁,周晓欣. 学校微信群中教师的角色定位思考[J]. 教学与管理,2019,24:75-76.
[6]王冬灵. 新媒体背景下小学家校沟通研究[D]. 黑龙江大学,2019.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作者张若梅。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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