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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参民”学校退潮,非编教师难入编

作者:郭瑞婵 发布时间:

“公参民”学校退潮,非编教师难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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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办学校转公办,那之前民办学校的老师们辞退吗?”一位网友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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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芥末堆 郭瑞婵 10月15日

近几个月来,民办学校教师们正到处寻找答案。“民办学校转公办,那之前民办学校的老师们辞退吗?”一位网友在某社交平台上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芥末堆也在社交平台上注意到,许多遭遇“民转公”的教师正在发帖询问具体的安置方案,希望能通过其他教师的经历吃下一颗“定心丸”。

这起源于今年7月份由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的一份文件《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矛头直指现有的“公参民”义务教育学校,若不符合“六独立”要求,且难以整改到位的“公参民”学校,可视情况转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民转公”浪潮也在各地铺开,上海、广州、重庆等地在上述通知出台前就已开始行动。据《中国教育学刊》研究,近期全国性的调研显示,“公参民”学校全国总数不少于2000所,约占全部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20%左右,某些地方的“公参民”学校占比或能达到1/3。

但在推进“民转公”的过程中,仍有问题待解,“民转公”学校教师的安置便是其中之一。

非编教师面临下岗风险

“从现在一直能看到退休的生活”,二胎妈妈韩梅梅原来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就是很稳定。”她在山东省滨州市的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每月工资到手有五、六千,这个工资在当地已具有一定吸引力。

8月16日,学校开学前的准备会议打破了稳定。在这场由校长、副校长及各部门主任、组长等中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原本是要商讨新学期计划,但更加迫切的问题被摆在台面上,“学校即将‘民转公’,如何安置在校的220位老师?”

韩梅梅所在的学校正是“公参民”学校,她向芥末堆介绍,学校建立之初是由区教体局牵头的,属于“国有民办”,校长本人就是有编制的。“教学水平在当地属于一流,招生情况很好,收费也很高。”

根据前述《通知》,各地要力争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公参民”学校逐步退出。对于教职工的安排,《通知》提到已经派出具有事业编制教职工的,分阶段分步骤有序引导退出。但对于“公参民”学校中的非编制教师,尚无公开的统一指示。

民办非编教师也因此而犯愁。韩梅梅的学校一直都有规定,在职教师不能考编、考公,一旦考编、考公则被视为自动离职。因此,尽管她已经当教师近10年,但从未考虑过考编,学校里包括副校长在内的220位老师都是非编教师。

在开学前的会议上,非编教师和有编制的校长爆发了冲突。消息传到一线老师的耳中,令韩梅梅和其他老师都感到震惊的是关于安置方案的传言:学校“转公”后,一部分老师可能转为代课老师,另一部分则面临被遣散下岗的境遇。

“对前途,我们突然看不清了。”韩梅梅说,代课老师每月的工资仅有1800元,若选择成为代课老师,薪资将大打折扣,下岗则面临何去何从的困境。

考编是最能想到的出路,但存在诸多限制。8月16号之后,学校放开了考编的禁令,此时距离教师编制考试仅剩十几天。韩梅梅告诉芥末堆,学校220位教师里,满足年龄、学历等报考条件的老师仅有120位,很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年龄都已经超过40岁,无法报考。

120位已经报考的老师里,能够进入面试的只有8位,而最终被录取的只有2位。“考编根本不是一个大众化的解决方案,只有少部分人能考上。现在年龄大了,根本没法和年轻人竞争了。”韩梅梅也参加了考编,但没能进入面试。

“老师们现在对未来一片迷茫”,韩梅梅很无奈,“有的老师刚贷款交了首付要供房,有一半多的老师有了二胎。”韩梅梅同样是二胎家庭,并背负着房贷压力,“转公”期限一到,家庭的收入来源可能被中断。

影响波及教学日常

虽然韩梅梅所在学校最终的安置方案并未确定,但是考虑到其他已执行的学校,他们所听到的传言确实有可能成真。

毕业后在广州一所民办学校教书的刘诗告诉芥末堆,其所在的学校一共有70多位老师。学校曾许诺,即使“民转公”,也会通过合同制的方式留住原有的教师。但是学校在今年5月最终给出的方案是,仅提供30多个转为临聘教师的名额,未通过筛选或拒绝作为临聘教师的老师,只能被裁退,由学校给予“n+1”的赔偿。

与韩梅梅所担忧的一样,刘诗提到,在广州当公办学校的临聘老师,每月只能拿到不到5000元的薪资,且工作不稳定,主要看学校的需要,聘用一个学期、一年的都有。

相比之下,合同制更匹配老师们的期待,相对稳定且到手薪资和公办在编教师差不多,“甚至像东莞,基本上公办的合同制和编制是同工同酬的。”刘诗说道。待到今年7月,因对安置方案不满意,刘诗所在学校90%以上的老师只能选择与学校解除合同。

为何学校临时“变卦”?刘诗认为主要还是看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转公”后的师资问题,靠从区内其他公办学校调配老师,以及面向社会招收临聘教师解决。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5月22日北京一场民办教育政策分析会议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民校里大量都是非编教师,‘转公’总不能一部分有编,一部分没编的,对吧?”而在实际中,面临的难题是,地方教育部门难以腾出大量编制分给新的公办学校。

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的迷茫与焦虑,逐步传导到工作中。韩梅梅向芥末堆表示,学校虽未正式转公,但日常运转已发生变化。

“以前很严谨的教学计划、素养分析报告,都要求截止到什么时间交上,现在执行起来都不严格。”韩梅梅讲到,知道“转公”消息后,老师们交上来的内容也已经不如以前精细,在办公、教学物品购置上,基本能不买就不买,老师们挂在嘴边的是“不知道明年在哪里”。

在“民转公”过程中,受影响的不仅是教师,还包括家长与学生。在韩梅梅学校,一些家长得知“转公”消息后,前来学校给孩子办理转学手续。“到时候一换学校,一换老师,一换同学,就得重新适应。”韩梅梅解释,考虑到孩子的学习环境,有的家长选择提前转学规避风险。

在由重庆市委组织部主办的民生服务平台“阳光重庆”网站上,一名自称为重庆树人凤天小学学生家长的网友于9月17日留言表示,学校要“转公”,但大部分教师都无报考编制的资格,有资格的老师也需和毕业生竞争,造成优秀教师流向私立,考编教师无暇教学的情况。该家长担心,这将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

“在选择学校的最初,我们都接受私立学校的学费,也认可学校的师资,才会选择这个学校。”上述留言家长表示,“希望有政策给予优秀老师一定的编制,防止老师大规模流动。”

据公开资料,树人凤天小学建于2006年,为当地公办名校树人小学与企业合办的“公参民”学校,目前已完成“转公”,并于今年秋季学期采用公办模式招生。

今年4月以来,重庆已有渝北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等多个区,披露“民转公”进展,多所“公参民”学校已正式转公,并采用公办模式招生。因牵涉的名校众多,重庆采取的方案与举措引发众多关注,为其他地方提供参考。

针对师资变化问题,重庆多区都曾公开表示,学校“民转公”将设置两年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保持师资、待遇不变,且禁止抢挖“民转公”学校的教师。

至于教师编制方面,芥末堆查询重庆多区2021下半年教师编制招聘简章,发现重庆于下半年增多了“民转公”学校编制岗位的供给,以渝北区、江北区为例,两区共为9所“民转公”学校放出235个编制岗位。

“民转公”学校的原聘教师在应聘中或有一定优势。5月25日,渝北区教委在答复网友时表示,对学校原来自主招聘的教师,在使用编制新进人员时,按人事制度和选人用人程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聘用。

“名校办民校”成为历史

9月17日教育部曾透露,已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部署规范“公参民”学校专项工作。会议指出,规范“公参民”学校工作,关系国家教育体系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关系公平有序教育格局的构建,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权益。

会议强调,各地在推进工作过程中,要积极回应各方诉求,瞄准问题对症下药。要深入了解梳理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举办者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持续强化制度供给和资源供给,用好政策工具箱,务求各项举措有的放矢。

两年的过渡期之后,存在近30年时间的“公参民”学校,将步入历史。作为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官方与民间对“公参民”办学模式的认识,也跟随社会发展的轨迹而发生变化。

“公参民”办学模式,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最初由一批立志改革的中学校长发起。他们希望在保持学校国有性质的前提下,通过借鉴民办教育的运营机制,实现自筹经费、自主管理,破解学校的发展瓶颈。

这一改革想法很快得到官方的认可。上世纪90年代,公办学校改制被写入多项政策文件中。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就提出,“现有公办学校在条件具备时,也可酌情转为‘公办民助’学校或‘民办公助’学校。”

在政策鼓励下,“名校办民校”快速发展。这类学校保留公办学校的性质,同时享有民办学校自主办学的各项政策。但也因此衍生出“一个学校两块牌子”,以及高额择校收费的乱象。

不久,这一改革引起了政策的反思。1996年就有高层在会议上对公办学校以民办名义办“校中校”、“校内班”,搞“一校两制”的做法,要求对此进行整顿。直到2004年出台民促法实施条例,明确禁止义务教育公办学校转为民办学校,“喊停”了公办学校改制运动。

但“公参民”即“名校办民校”的办学模式,并未被完全否定。依据2004年版的民促法实施条例,公办学校不允许转制为民办学校,但可以作为出资人独自兴办或合作兴办民办学校。

舆论对“公参民”模式的诟病不少,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可跨区域招生、提前招生,“掐尖”抢夺生源,部分公办学校则借助“公参民”分校,垄断优质生源,扰乱教育生态;地产商与公办校“联姻”办民办分校,买房才能择校;过高的民办教育比例,把地方政府应承担的财政投入转移到家长身上,增加家长教育支出负担。

5月17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如此评价,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一方面,稀释了公办学校本身的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虑,由此衍生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公参民”学校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教育秩序。

最新修订的民促法实施条例则为“公参民”办学模式画上句号,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应采访对象要求,韩梅梅、刘诗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劳凯声. 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公办学校改制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 2021, 39(10): 1-11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1.10.001
[2]张维平,马焕灵.“名校办民校”相关政策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7(1):223-235.
[3]《民促法实施条例修订靴子落地,“名校办民校”谋求出路》,南方周末
[4]《“公参民”学校大退潮,想赚钱的没“钱”途了》,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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