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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被送进戒网瘾学校那天，我在外地考试。母亲打来电话，说：“她已经走了。”
语气平静，像是在通知什么生活琐事。
她和三个“老师”一起上了车，去广州。我不知道她当时穿什么，带没带手机，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说过“不”。
只知道，那之后，她就不在了。
1、营救现场
3月13日，我们开车十多个小时，从武汉赶往广州。我、爸爸、哥哥、叔叔，还有志愿团队，一路马不停蹄。
抵达那所传说中的“戒网瘾学校”时，已是下午。
现场和宣传图片差距很大。那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院所，只有一栋红砖楼和一个比篮球场还小的操场。所有窗户都装了铁丝网，缝隙勉强能伸出一只手。围墙有三米多高，顶端缠着带刺的环状铁丝，唯一的大铁门比围墙还高，从外面无法打开，只能从里面用钥匙控制。
一小撮男孩女孩在操场跑步，他们面无表情，一边跑一边喊“叔叔好，阿姨好”。这是学校要求的统一“精神面貌”，尤其在有家属探访时。
我们说明来意后，被带进室内的一个前台休息区。对方说，要先由“心理老师评估孩子状态”。我知道，他们是在拖延，也在协调对策。
我提出，想见一见那个和我妈一直联系的“老师”，工作人员说：“校长今天不在，见不了。”
他们最终拿出一份“免责协议”，大意是：如果孩子被家属接回后出现任何问题，学校概不负责。这个协议不是协商，而是前提条件。
我很生气，说：“你这个协议是违法的。非要签，我就报警，请民警确认它的合法性。”但我爸最终还是签了。他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对我说：“把人接走就够了，你不要搞一些其它的东西。”
签完协议，工作人员又要去和财务沟通退费问题。对我来说，钱已经不重要了，我只想把妹妹带回家。
我们等了很久，妹妹终于出现了。
她穿着棉裤，看起来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六天不见，她已经有了某种变化。她低着头，动作很轻，眼睛里一闪而过的不确定像是一种迟来的反应。
离开前，我们遇到了亲戚家的孩子。这个孩子我认识，个子高高的，皮肤黝黑，比妹妹早四个月进来。他突然冲我鞠了个躬，说“再见”。那一刻，我忽然有点恍惚。他的眼神里，好像藏着一种渴望与羡慕。
妹妹一路上断断续续跟我们说起那六天的事。她说，像她这样只交了定金的新生，有一个“新手保护期”，暂时不会被打，也不会被严厉惩罚。但每天都要做五百个深蹲，这是新人生理适应的一部分。
这所戒网瘾学校有63个孩子。最小的9岁，最大的18岁。初高中生最多。学校里分两个班，宿舍只有两个。36个女生住一间，27名男生在相隔很远的另一间。宿舍分上中下铺，妹妹住上铺。
每晚熄灯后，会有人进到宿舍，遮挡住房间里的摄像头，用棒球棍打白天不听话的学生的屁股。打人的是教官。白天，他们不会当众殴打学生，因为有摄像头，厕所里也有。厕所中间有一个挡板，隐私部位看不到，但能看见上厕所的人的面部。“我不敢看谁被打了，把头埋进被子里。只听得到房间里回荡的声响。宿舍里没有钟表，我也不知道时间。”
我们通宵冒雨返回武汉。两天之内开了二十一个小时的车，凌晨四点回到家。
我和妹妹一直聊到六点才睡。她回来了。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2、她是自愿的？
3月8日早晨，我正在外地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考试刚结束，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只有一句话：“她已经走了。”
我反应不过来：“谁走了？”“你妹。刚被接走，去广州了。”
她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件交代过的生活琐事。“你姨给推荐的学校。挺快的，她没怎么闹。”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当天下午，我微信发了几十条，追问她，妹妹去了哪里、学校名字、是不是经过妹妹同意、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母亲开始还简短回复几句，后来干脆不再回。
我打给父亲，他在电话那头也一知半解：“听说是广州那边一个什么行为矫正中心，你妈说那地方挺好的，有亲戚的孩子去过，说回来特别听话。”
他们的“听话”标准，我早就知道。
几天后我才弄清楚事情的经过。那天早晨，母亲请了三个“老师”上门，说是“带她出去转转，换个环境”。她还没起床，被母亲从床上拉起来。情绪失控，开始挣扎、哭喊、发抖，跑回房间把自己反锁。
母亲让人在门口劝，说只是出去走走，不会做什么。妹妹不信。没过多久，门被打开了。我不知道那道门是怎么开的。我回放家里的监控看见，妹妹被人从楼上拖下来，在三楼时还有反抗，到一楼就已经没有力气了，三个成年人把她抬起来，抬进了一辆外地车。
母亲回忆时的语气还是很平静，她说：“她其实是愿意的。我问她去不去，她点了下头。”我问：“她那时候已经崩溃了，她那个‘点头’能算什么？”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也是没办法了。你又不在家。”
我不是在指责她。也不是想争一个对错。我只是想知道，在那样一个场景里，一个刚退烧几天、还穿着家居服的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半拖半架上车，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默契地说出一句：“她是自愿的。”
“老师”带她走后，母亲还跟我说：“她很配合，适应挺快的。”
我不断反复地想象那个场面：门口站着亲戚，屋里女孩哭着不想出去，最后被几个人按着带走。然后，车门一关，世界安静下来。
我不在场。那让我更懊悔。也更震惊。
我们家很大，有三层楼那么高。这是爸妈打拼十几年换得的。这一刻，家里人似乎都倾向于相信，妹妹“答应了”。她不是不见了，而是被人安排着，从一个家庭交接到了另一个系统。
我们家一直这样：事情发生时没有声音，发生后大家都说，“她是愿意的。”
3、我需要帮助
那一趟，我们是连夜从武汉出发的。
赶往广州的途中，我妈不断发来语音，试图说服我改变主意。她说：“你们要是看见那边环境好的话，就不把妹妹接回来了。”
她对“接回”这件事，从来没真正点头过。即便前一晚还答应我们，第二天又被电话那头的“校长”说动了。她动摇得厉害。营救，在她眼中，更像是“实地考察”。
我偷偷告诉叔叔：“千万别变卦，我妈可能又被说服了。”
快到学校的时候，爸爸试探着问我们：“如果那边环境好，是不是让她多待一个月？”我们三个异口同声说：不行，必须接回来。
我们接她回来，是顶着重重压力的。学校那边带着批评的口吻重复着，“你们家这边有问题，没沟通好。”“你们这样子动摇，是害了孩子。”“如果把孩子接回去，她变得更糟，怎么办？”“接回去，你们管不管得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背着母亲报了警。民警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妹妹是未成年吗？”我说是，第二个问题：“你爸妈是监护人吗？”我说是。警察说：“那这个事情没有办法，顶多算民事纠纷。”我问他：“我们现在能做什么？”“你是姐姐，不是法定监护人，只能劝说。除非你起诉你父母，或者有虐待证据，才能立案。”
他的语气随即缓和了些：“你说的学校肯定不是一个很坏的地方，我认识一些亲戚也把孩子送进去过。现在国家管的很严，不会出现很过分的事情。先等一个月看看嘛。”
我向社区求助。说妹妹的经历时，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啪啪的掉，又羞愤又委屈。
他们详细问了我的年龄、职业、工作状态，听到我快30岁了，没有结婚，没有工作，就反复强调说：“你要先等自己有经济实力了，经济独立了，然后再来照顾你妹妹。”说了三四遍。
我去了妇联。“我们只能给你点建议，听不听是你们的家事，别的做不了”。我得到几乎所有反馈是：回去和你爸妈好好谈谈，外人帮不上忙。我一遍遍诉说：“我的妹妹是抑郁症患者，她需要帮助”。但这句话，没人当回事。
我尝试联系那所学校，负责人话说得很官方，态度也很硬气。说只会和直系亲属联系，没有时间也没有义务和我说我妹的情况。
一连几天，我在寻求帮助，线下找有关部门，线上发求助信息。
我甚至连夜做了一份PPT，想跟爸妈正式聊，让他们回心转意。
“我做的PPT，有30页”
直到现在，爸妈都不知道我报过警，也不知道我四处碰壁。他们是极度爱面子的人，妹妹患病、休学，他们都瞒着，生怕外人知道这些不光彩的事。
4、家 丑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是老二，和妹妹之间隔了十五岁。
我成长在家境还算艰难的那几年。爸妈忙着创业，经常早出晚归，从小学到高中，他们一共来过三次家长会。我和哥哥属于放养型教育，早餐、中饭基本自己解决，晚饭常常要等到八九点，他们才有空回来。
有了弟弟妹妹后，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母亲成了全职主妇，家里的生活和教育秩序也发生了变化。她开始事无巨细地安排两个小的，像是要把没能投入在我们身上的关心，一点不落地用在他们身上。
我大学去了美国，学的是心理学和戏剧。疫情后回上海，先是在剧团做服化道，后来进了一家英语戏剧培训机构当老师。2022年，我回到武汉，开始跟家人有更多接触。
2024年春，我离职了，暂时留在家中帮弟弟妹妹补习功课，顺便准备自己的下一步。这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接触到妹妹的日常，也才慢慢发现一些以前没注意的地方。
她很安静，成绩不错，就是脾气硬。我最初并没有往心理问题的方向想，只以为她处在青春期，有点叛逆。
直到有一天，我在她房间无意间看到几张折叠的纸片，是她写的信，像遗书那样。上面写：“我好想死。”这话她常说，但那天，我知道不是玩笑。
我问她，“要不要去医院的心理科看看？”她低声说了句“随便”。去到医院，给出的诊断是中度抑郁。
妹妹的抑郁，一部分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是家庭和学校。
我妈是那种“包办型”的人。她给你选择，但你必须选她设定的答案。比如她递水给妹妹，妹妹说不渴，她会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直到妹妹把整杯水喝完为止，再转向下一个指令。
妹妹读初中后去了寄宿制学校，每天早上6:50开始，学习要持续到晚上九点半，除了课间上厕所，全是课程与作业。周日或节假日要提前一天到校上晚自习，几乎没有喘息。
去年冬天，她开始出现身体的反应。躺在家里，持续了三个星期，办了休学。从那之后，我成了妹妹的老师、心理支持者、几乎是她的保姆。带她复诊、陪她做心理咨询、辅导作业。
家里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她吃不下饭，父母说是太娇气；她晚上失眠，他们说是手机害的。他们不太接受“心理问题”这个说法，更不要说抑郁症。我说，这是病，需要吃药，他们觉得我危言耸听。
尽管我在国外读的是心理和戏剧专业，但我说话，在家人眼中，并没有什么可信度。我不是医生，不是公务员，也不是所谓体面职业。他们认定，只有赚大钱或者有稳定工作，讲话才算数。而我，大龄、单身、刚辞职，是他们眼里的“失败者”。
我母亲学历不高，很排斥“西医”特别是精神科的药物治疗，总觉得“副作用大”“吃上就停不下来”。她更相信调理身体，带妹妹看中医，拿回来的药有的我连名字都叫不出。
我坚持让妹妹按照医生开的抗抑郁药服用，但这在家里成了不断的拉锯。我说她需要慢慢来，母亲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直到有一天，我妈听亲戚说起了广州那所学校。那是一家“戒网瘾中心”，据说“能把人调理好”。
5、“我不是被错抓的”
所谓的戒网瘾学校，“矫正”各种情况：早恋、厌学、逃学、叛逆、自闭、亲情淡漠、意志薄弱。
我们把妹妹接回来后，她没有立刻说什么。那天她情绪稳定，吃饭、洗澡、写作业，都配合得很好，像是刚从学校放学回来的学生。我妈甚至松了口气，说：“你看吧，挺适应的。”
我们都没开口问她经历了什么。
几天后，我们一起在阳台晾衣服。我说：“你那天问我是不是来接你，我当时没敢说‘是’。”她没看我，只说了一句：“我知道。”
我以为她不会多说。没想到，她忽然转过头：“他们说你不会来，说你跟他们是一伙的，说你只是演戏。”
我愣住了。
“他们说你在骗我，说你上次只是来看我怎么表现，不是来接我走。”我问她：“那你信了吗？”她摇摇头：“我当时也不知道信谁。在那个地方，谁说话我都不敢完全信。”
她说起那里面的事，一开始断断续续，像在回忆什么不想记得的东西。
第一天，她被带去搜身，检查衣物、随身物品。“他们让我蹲下，检查有没有藏手机、零食和尖锐物。”她有一颗假牙，也被摘了下来，“说怕我出意外”。行李箱、家属寄来的东西，也要全查一遍。
宿舍有摄像头，窗户是带铁栏的，走廊24小时有人值班。厕所没有门锁。吃饭前要排队、喊口号，谁动作慢就得加训。
她见过孩子被罚站军姿、做体罚、关小屋。有个女孩拿头撞墙，老师说：“你愿意就撞。”晚上睡觉前要检查私人物品，所有人必须脱到只剩内衣，由班委逐一检查，看有没有藏东西。
学校里等级森严。新人不能和别人说话，要由“师傅”带，师傅是早些进去的学生。再往上是组长，负责监督体罚；最高的是班委，可以打人、搜身。所有孩子都归入角色制度，一个制度内部自行运转。
如果有家属来探望，老师会组织跑操、看电影、吃零食。“你们一来，我们就看电影了。”她冲我笑了笑。
学校里一共有63个孩子，最小9岁。大部分是初高中生，也有轻度智障孩子——他们如果尿床，也会被罚。
妹妹的师傅是个特例，是自愿来的。他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情绪失控时伤过人，事后答应家人“先来这里调整一下”。他性格外向，适应得不错，还想当班委。对我妹还算好，对其他人情绪很激烈，经常骂人、打架。
学校的宣传说有九个教官，实际上只有三个。老师有两个，一个生活老师负责食宿，也上“国学课”；一个心理老师。心理课就是放视频，国学课让大家背《弟子规》。
因为没有钟表，不知道时间。行动都是统一的。晚上统一熄灯，早上统一起床、洗漱、吃饭。上午三节课。下午基本上是操场训练，跑圈、站军姿，也有自由活动。要自己洗衣服，晒衣服。
新生要抄写校规，师傅会不定期抽查。
妹妹手抄的20条规矩
里面禁止男女交往过度。妹妹说，之前有个男孩和女孩走得比较近，就被惩罚了。让他们各自背上一件重物，踮脚尖下蹲。
我问她最难受的是什么。她说：“他们一边说‘你是家里人送来的’，一边又说‘没人想你回去’。”她停了一下，轻声补了一句：“我开始有点信了。”
我那一刻忽然明白，那种恐惧不是来自被打、被罚，而是她开始相信：自己不是被错抓的，而是真的被安排在了那里。她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是“有问题的那种人”，是“该被送走的那种人”。
她坐了一会儿，继续说：“他们把人分开，不准讲话，不准帮别人。我当时想，就算有人来接我，我也得表现得合格。”“我也没指望你们会来。只是那天看到你，我才知道，也许……还能回家。”
那天阳光很好，她晾完衣服，走进屋前，忽然回头笑了一下：“他们以为我会留下来。我自己也有点以为。”
6、我开始接住别人的故事
妹妹被关的那几天，我查看了很多资料。
很多亲历的自述者都是逃跑即会被打，打的很惨。我接触到一个亲历者，他逃出来的方法是从三楼跳下来，腿骨折了，才出来的。还有一个自述者，进去过一次，出来后，跟他妈商量好了，说不会再送他去了。结果两个月后，他妈又偷偷喊了“老师”，把他送回去了，理由是他作息不好。后来，他吞了钉子，才又出来。
即便如此，一些家长甚至卖房，把孩子送进这些机构。一个月学费一万，三个月两万，一年六万，也有三年的课程包，待的越久，价格越优惠。
我妈交了五千定金，又出了八千路费，和学校商量好了，去到之后，效果好就续费。
我把妹妹被送进戒网瘾学校、六天后被救出的经过发在了社交平台上。没想到帖子引来那么多人关注。
我收到三十多条私信。大多是姐姐，也有朋友、同学，极少数是家长。他们讲自己的弟弟妹妹、朋友、女儿“被带走”，有人说还来得及，有人说已经联系不上了。还有人说，“谢谢你写出来，我也经历过。”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件事，并不只发生在我们家。
最开始，我会很用心地给他们回消息，把做给我妈看的PPT发过去，建议他们先和家长好好沟通。我以为，只要耐心解释，让他们知道一些真相，就能避免悲剧重演。
前三个案例，我帮得还算顺利，他们都成功把孩子接了出来。我开始觉得，自己也许能做点什么。但很快，我就明白那种“救援成功”的概率有多低。
更多的求助是朋友，是同学，是远房亲戚，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即使报警，警方只是说：“人家家长同意的，朋友别插手。”
其中一个求助人是云南临沧的，跟我联系很久，网友也给了不少建议。他焦急地收集线索，但因为身份只是朋友，最后也只能听到那句：“我们管不了。”
我慢慢发现，大多数人来找我，其实抱着一种幻想。他们以为我有办法，有资源，有什么“万能公式”。但当他们知道这事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劝服父母、找到学校、协调接人，有些人就退缩了。
他们并不知道，我能带妹妹回来，是答应了母亲三个条件：第一，我不能再插手妹妹的事，因为“是我把她惯坏了”；第二，必须谈恋爱、考虑结婚；第三，不再让妹妹吃抗抑郁的西药，全家人都不许提“抑郁”这个词。
也有人不信我。有一个求助人，在跟我通话之后质疑我是不是骗子，是不是卖信息的。我能理解他们的恐惧，但那种质疑，对我来说，像一记钝器。
我开始更谨慎地筛选信息、更理性地判断哪个案例“可能成功”。我会先问：“你和家长的关系怎么样？”“知道学校名字吗？”“有没有人能现场协助？”这些问题一问，成功与否就有了基本判断。
救一个人，需要太多变量。在这些反复拉扯中，我接触到一个志愿者网络。他们曾是那些被抓进去、被误解、被打过的孩子。现在，他们在努力帮“后来的人”。他们不收钱，也不求回报，只是想帮曾经的自己。
我常常发消息问他们：“这个案子你们能接吗？”他们从没说过“不”。我们开始协作：我把信息转过去，他们联系当地志愿者，安排地面观察、现场沟通，有时甚至冒着被威胁的风险介入营救。
后来，他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威胁。我开始低调，不再发声太多，也很少在公共账号更新进展。我知道，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能保护别人的人。
但我也不能完全放下那些求助。她们太像我。那些姐姐、朋友、同学。她们在不被信任的家庭结构里苦苦挣扎，在对机构不透明的恐惧里翻找信息，在系统面前反复被告知：你什么都不是。
他们未必救得出人，但至少想试一试。我懂他们的绝望，也懂他们的冲动。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他们。
7、梦里她回过头来
在一个没有出口的系统里，有人靠逃跑活着，有人靠记得自己是谁活着。
越来越多的人联系我。发私信，打电话，加微信。有的只是问：“你救过人吗？”有的直接说：“你能帮我找到我妹妹吗？”还有人什么也不说，只发来一个定位，或者一个学校的名字。
他们把我当作那个“知道该怎么做的人”。可事实上，我知道的并不多。我不是律师，不是社工，也不是专业的心理干预者。我只能告诉他们，我自己当时是怎么做的，找了谁，走了哪些弯路。但我没法替他们做决定，更没法代替他们行动。
他们常问我：“你们是组织吗？”“你们能接人吗？”“你们要不要收费？”“是不是我没说清楚？”“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我被这些问题反复击中。有时候，甚至不敢打开手机。
我知道我不是那个能改变系统的人。我只是碰巧站在了一个缝隙上。那缝隙，是法律、家庭、心理支持、教育理念和社会回应共同撕裂出的空白。没有人为那道裂缝兜底。他们只是撞上我，撞上几个还愿意听他们讲完话的人。
我只是，路过的时候，没有假装没看见。
妹妹还在休学，但比之前好很多。她在上两个一对一的课，准备生物和地理的会考。爸妈还是希望她能“回归”，考大学，像别的孩子一样。我妈也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了弟弟身上。
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妹妹走在前头，穿着棉裤，还是我们接她时的样子。她走得很快，好像赶着去哪里。我在后面喊她，她没回头。
我加快脚步，追上去，拉住她的手。她停下来了，脸上没表情。她看着我，说：“你真的来接我啊。”
我一时说不出话。
她轻轻笑了下，又转过头，继续往前走。穿过一个没有围墙的操场，走进一栋没有窗的楼。
我在梦里醒不过来。
这件事过去几个月了。我还是偶尔会收到私信，还是有人问我：“你是那个救过妹妹的姐姐吗？”“我妹妹也被带走了，你知道该怎么找她吗？”
我还是在转发信息，还是会告诉他们：“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能救所有人。但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把她找回来的。”
有些人后来就没再联系。有些人，会回来报平安：“我们接回来了，谢谢。”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多久，也不知道，这件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敲开另一扇门。他们不一定大声求救，只是希望，有人听见。
所以，总得有人，愿意留在那里。哪怕只是轻声说一句：
我知道你不是疯了。
（本文实拍图及PPT截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