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十年，一个词语的消亡史

2015年6月19日，深圳湾。一场暴雨刚过，露天展区的水泥地面泛着浅浅的涟漪。

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蹲在地上，用热熔胶枪固定那个“水陆两用机器人”的轮子。那其实是一个拼装玩具底盘，绑着两个矿泉水瓶、几个牙刷头和几根跳线，浮浮沉沉地在水洼里漂着。男孩的T恤背后写着“MAKE THE FUTURE”。

这个镜头，后来出现在无数宣传报道中，成为中国“创客教育元年”的象征。

此前一周，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首次将“创客”纳入政策视野。创业和创新被定义为社会的新底色。而此前几年，“创客”不过是一群草根教育者、工程师、梦想家自发组织的代表符号。

这场改变是从国家视野到社会组织的一场震荡。那一年，北京景山学校的吴俊杰老师，在课余时间自学激光切割，为学生设计徽章；温州实验中学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创客教育论坛，场地没有政府官员，没有专家主讲，只有来自35所学校的教师们，互相交换着U盘和创客课程草图。

随后的几个月里，天津十四中的物理老师组建了“创客小组”，鼓励学生用废弃电脑风扇和纸盒制作空气动力车；在深圳二高，图书馆二楼被改造为创客空间，配备3D打印机和激光雕刻机，允许学生全天候使用；在北京广渠门中学，学生们自己设计斜面小车和杠杆装置，参与到真实的课堂教学中。

那一年，温州市教育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份地方创客教育文件，提出著名的“五个一工程”：每校开一门创客课程、建一个创客空间、聘一位创客导师、办一年创客活动、生均完成一个创客作品。出台时，有7所学校提前达标。

同年，资本潮水般涌入。科乐机器人获得千万级融资，寓乐湾拿到新东方投资后，第一站选择了新疆某县中学——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地方。盛思科教启动“创客直通车”百校巡展，而DFRobot宣布将所有教具专利“完全开源”，理由是：“知识共享才能创造更多教育奇迹。”

那时的“创客”，是一种公开的浪漫：孩子眼中的光，工作坊里借来的3D打印笔，草图纸上的批注，和从未交上去的“创客日记”。在温州、深圳、北京、天津、杭州……无数微小的火苗串联成了一道尚未被命名的光带。

十年后回望，我们应当记得：那是一场没有路线图的“美好之仗”。即便它并没有最终取得传统意义上的“胜利”，但它却改变了人们对教育、对未来和对技术的想象。

如果2015年是野火纷飞的春天，那么2016年就是雨季的到来。

政策的语言在这一年，悄悄替换人群的语言。“创客”这个带着一点摇滚气质的词，被写进文件、写进纲要、写进汇报材料。

6月，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将“创客教育”列为战略探索方向之一。深圳市率先行动，不仅在当年启动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每间补助30元万，三年内在所有公办学校建立创客工作室，更在10月出台了《中小学创客教育课程建设指南（试行）》和《实践室建设指南》，创客教育开始步入体制化轨道。

这一年，创客教育从一线教育者的尝试，转变为官方认可的教育形态，政策上有了明确的路径和指引。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迅速跟进，成为这一变革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资本的热情持续燃烧。从盛通收购乐博乐博，寓乐湾获中文在线A+轮融资，鲨鱼公园获好未来支持，MadScience得到蓝象投资，高通投资贝尔机器人，到青橙创客完成立思辰康邦的投资入股，资本的涌入与政策的推动交织在一起，商业嗅觉比教育理想更早读懂了政策文本，迅速找到了“课程标准”“升学路径”与“市场规模”的交集，创客教育的潜力开始在市场中被大规模验证。

2017年，地方政策全面接力。山东发布全国首份省级创客教育文件，目标是2018年实现全省学校创客空间全覆盖；河南提出在全省遴选100所示范校，要求“每班每周至少一课时创客课程”；贵州、广西、辽宁等地密集出台创客教育指导文件。几乎一夜之间，“创客”成为地方教育发展规划关键词。

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次明确将AI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系统。清华、北大、复旦等多所高校在自主招生方案中将信息技术列为可选加分项，人大附中、清华附中、上外附中等600多所中学随即设立“创客课程”或“科技创新模块”。

产业链条也发生微妙变化。Makeblock、DFRobot、Labplus等硬件厂商，开始向课程内容延伸，企得高附加值；寓乐湾、火星人俱乐部、少年创学院等课程导向型机构，则投入资源研发综合课程体系，寻求长期布局。

这场由民间自发、教育者主导的教育试验，在被政策承认、资本追捧、市场包装之后，开始进入另一个版本的现实，它被高度系统化，也不可避免地标准化了。

2017年，是创客教育最“成功”的一年，也是从这一年，进入了一个无人察觉的转向。它不再是一个动词，一种姿态，而变成了一种被安排进“计划书”的事情，一项可考核的任务，一类被命名为“教育创新”的模板，创造的权利缓慢地滑向了政策文件的背面。

2018–2019：狂飙的“赛道”

2018年春，北京的几家重点高中率先启用了新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在自然科学类课程的那一栏里，赫然写着：人工智能、三维设计、开源硬件。

这些曾属于小众的词汇，突然间有了新的身份。它们是“课程标准”的一部分，被编排进课表，写进学分要求，标注学业水平考试的评价维度。而这，正是标准化的“胜利”。

2018年，创客教育进入了被“系统性吸纳”的关键年份。国家层面，政策密集出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号。在地方，陕西、河南、四川等省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提出“推动STEAM教育、发展项目式学习”“开展地方性课程资源开发”“以人工智能为方向构建课程新生态”等战略。

在这些文件里，“创客”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被统筹规划、制度整合、工程推进的项目。在大量学校里，它迅速变成了校内公开课、实验课、展示课的主角。

对产业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政策派对。从2018年起，头部企业纷纷调整战略，将To C模式逐步转为To B，更直接地对接采购预算和政策扶持。

青橙创客完成2400万元A轮融资，明确用于全国化课程复制与教学评价体系建设；一码学程获慕华投资，围绕信息学奥赛，深度绑定升学路径；极客教育走向航天科技与STEM结合路径，意图抓住“国家级学科竞赛+研学营地”双重逻辑。所有的迹象都在说明，这个市场正在成熟。或者说，正在变得“可复制”。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些早期投身创客教育的教育者、空间主理人、课程开发者，开始渐渐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流水线式师训”“课程录播片段”“操作流程图”“学科融合矩阵”“年级目标地图”等具象化指标和术语。

2019年，国家开始推行“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测评”，并在多个城市试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建设。“能不能编出程序”，成了检验“创客教育成效”的标准；“能不能拿下证书”，成了家长评估孩子科技能力的指标。

培训班顺势而起，创客教室逐渐像奥数教室一样严肃起来。项目制教学变成项目书、项目反馈和项目答辩。为了升学、竞赛、荣誉称号，一切都更有“方向感”了。创客变成一种“消费”，而非一种表达。

18、19年是被业界普遍称为“资本寒冬”的两年。创客教育赛道的融资开始减少； 投资集中在少数跑出路径的头部平台； 许多中腰部企业开始陷入“产品标准化程度不够”“学校采购周期长”“教师使用门槛高”的盈利困境。尽管相较此后数年，此刻的冷意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前奏。

政策需要课程化路径，但“想象力”从来拒绝路径依赖。一场曾在理想中模糊地召唤过“教育新范式”的实验，开始默然退场。一位创客教育创业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直想做一件能让孩子自由创造的事，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在帮助他们参加更多考试。” 没有人做错，但也没有人追问：我们为什么出发。

2020–2021：“创造”失真

2020年春天，世界陷入集体停摆。封锁、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几乎所有人都在重新认识“技术”与“工具”的意义。

在创客教育领域，“云创客”成为应急中的新热词。3D建模软件搬上了浏览器，编程课变成了视频直播，实验课被替代为任务打卡。屏幕里的孩子依旧在写代码、点开仿真电路图、提交线上项目报告。但“创”的灵魂，开始变得单薄。创客教育的现场性、协作性与物理性，恰恰是其区别于传统课程的核心优势，在疫情中迅速滑落。

表面上，“科技教育”依然是政策热词，但在实质层面，创客教育的精神核心已日渐失真，它开始被定义为升学工具、竞赛策略和在线课程中的一个板块，甚至被逐渐“遗忘”。

然而，资本依旧在下注。2020年，编程猫完成13亿元D轮融资，西瓜创客获腾讯B+轮，小码王、贝尔科教、鲸鱼机器人等相继获得数亿元融资。那一年，每一个获得融资的品牌，在介绍中都会提到“项目制教学”“STEAM教育融合”“创客空间延伸”。

但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多的“创客项目”变成了流程工艺极其标准的“模板作业”：每一份课程包都有明确的教案、固定的展示物、具体的目标技能列表与评估体系。“学生动手的自由”变成“教师讲授的精确”。失败从一开始就被“修正”掉了。

线上平台为了教学闭环与家长满意度，开始弱化失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调试过程被剪辑，评估机制以正确作品输出为导向，教师甚至会替代学生完成最终演示品，只为能顺利上传一份“合格项目”。“创客”彻底脱离它原始的社群语境，变成一种教学商品。

2021年，“双减政策”全面落地，编程成为“非学科类”中最受关注的赛道之一。无论家长、机构还是政府部门达成了某种默契：创客教育可以成为“素质教育”的合法替代品。那一年，一份教育部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写道：“激发青少年好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在现实中，这些词语的落地，往往是一场又一场赛事：科技节、人工智能挑战赛、创客马拉松、编程等级考试； 奖牌、证书、积分； 学校间排名、内部通报、竞赛选拔机制。 “创客”变成一名穿着合身校服、按部就班走在“科技强国”跑道上的升学候选人。

到2022年，“创客教育”作为一个公共热词，已经悄然退场。

媒体不再频繁报道，教培赛道开始转向更硬核的AI素养和AIGC工具；在校内，它也从“学校改革的先锋实验”变成“课程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2022年1月，江苏省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创客教育与多学科实验、人工智能、社会实践“有机融合”；2月，教育部发布2022年工作要点，启动“教育数字化战略”，并建立信息化产品入校审核机制，为后续“平台治理”铺路。

4月，《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出炉，首次明确创客教育的实际操作场景：激光切割、3D打印、数控设备，正式写入劳动课程中的“新技术体验”任务群。在这里，“创客”是一项技能，它和“缝纫”、“种植”、“家电维修”并列，成为国家规定的劳动形式。

8月，教育部公示了2022–2025学年中小学生可参与的全国性竞赛项目，将“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等45项竞赛为列入“白名单”。

这一年，寓乐湾完成D+轮融资，派呦科技成立，鲸鱼机器人获得亿元投资，优必选筹备港股上市。创客教育机构不再主打“创客”一词，而是用“AI+STEAM”“机器人+编程”“项目式教育+赛事”作为新标语。

2023年5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实施启发式、探究式教学，探索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属于2015年草根教师们的倡议，以文件语言被“重新拥有”。

创客教育的语义，也发生了轻微的位移。 有的学校甚至将创客空间与心理辅导室、艺体中心合并管理，用统一预算包申报。而最初那些在边缘蓬勃生长的小型机构、社区工作坊、草根联盟，或转型为供应商、或淡出视野，或永远停留在文件未曾到达的边陲。

202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第五章中提出“促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再度强调“探索项目化、个性化、多样化教学模式”。这一年，教育部启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发布AI大模型平台建设、AI学习专栏、教师AI素养提升计划，成为未来十年教育数字化的核心工程。

但语言的回响，不一定代表精神的归来。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实验校里看到孩子用3D建模软件设计玩具、用图形化代码控制传感器，也偶尔能在媒介端看到一些创意作品被提交、参加AI挑战赛。但我们很难再看见2015年那样的民间火焰，那种未经允许、也无需允许的创造力喷涌。

创客教育的精神，被社会技术理性、安全性管理、教学体系指标和家长期待一点点地调和、修饰、剪裁、规训。

2025年1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指南》，提出设立“科学副校长”制度，并强调通过无人机、机器人、VR等新科技手段构建“科学探究环境”。至此，技术素养教育完全融入国家课程主结构。而“创客教育”，在文件中没有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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