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说来话长》
在这座城市，每年都有上千万份简历像过期的外卖订单，被随手扔进回收站。有人从表格里消失了，就再没被谁找出来。刘然是其中之一。
在灵活就业的数据报表里，他是那个“1”。这一栏后面没有学历，没有简历，没有人知道，他在新西兰读过新闻与传播，见习过几个月记者，跑过火灾、棚户拆迁、地铁跳轨。
刘然租住在北三环一间二十平的老房，屋门外面是楼道尽头常年坏着的排气扇，咣咣响。他把铺得发白的沙发垫当床睡，床头码着从快捷酒店带回来的瓶装水、纸巾和一次性牙刷，一包包叠得像临时口粮。角落塞着踩扁的空水瓶，等攒够一麻袋拿去废品站。书桌一角放着一本台历，他每天撕一页，另一页夹着邻居楼下丢弃的超市小票和过期优惠券，偶尔翻出来看看，也不知是给谁记账。
书架挂钩上吊着一只透明文件袋，里面塞着他当年见习记者的工作牌，背面还有没撕掉的封条。他从没扔过，但也从不再拿出来看。
刘然卖废品的时候，总要先把塑料瓶和纸壳分开称，单价不一样。他用旧快递袋装纸壳，矿泉水瓶瓶口的封环一圈圈扯干净，再踩瘪。账本就在手机备忘录里，一行一行写得明明白白。昨晚又清了一次：纸壳2.15公斤，2元；1升塑料瓶3个，0.3元；500毫升塑料瓶18个，0.9元；250毫升塑料瓶8个，0.2元；铝易拉罐4个，0.4元。一共3块8毛。
这些数字被他摞在备忘录里，和前天、前前天那几行紧挨着，不乱不漏。他不信脑子，更不信人，只信得过一笔笔自己写下来的数字：星巴克会员券拿了杯冰美式，零元；外卖平台满减券点肉夹馍，花了4块4毛，写在支出栏。
刘然一直以为，教育是一张通行证，能带他翻过故乡和城郊之间的那堵墙。走近了才发现，那不是门，是一堵更高的墙。墙外的人多，墙里的位置太少。
2025年5月30日，刘然失业满 36 个月。这36个月里，有13个月无工可打，20个月泡在各类志愿活动群里，混个饭票和路费，1个半月做短期实习，1个半月干日结。刘然的手机里有43个志愿者社群，17个挂着“补贴”字样，剩下的26个是“纯公益”。这些年，全部报酬总和是43187.26元，平均每天39块。
刘然是这座城市“零细一代”的一个缩影：没有完整工作履历，靠打零工和省钱自救，随时可能沉没，在缝隙里生活。这是一个由高速转向减速的时代。过去几代人的人生剧本，是由学习、工作、买房、结婚组成的一条直线。而今天，直线断掉了，转弯甚至掉头。
01
刘然，中等个子，身形瘦得有点削，嘴角总像憋着一句话没说完。有过新西兰留学的经历。
他的父母很早分开。妈妈有家小超市，忙着赚学费和房租，他先跟姥爷姥姥住过，又跟爷爷奶奶住过。日子没缺过吃穿，也没留过什么人脉。
去新西兰念书的钱，是妈妈攒下来的。在留学生里，他总比别人早到，挑前排听讲，下课跑去帮人拍活动照、写稿子，换几顿免费的工作餐。那几年他吃得最多的是超市打折面包、捆绑卖的快熟意面和胡萝卜土豆。很多事，他只信自己算得过来，一顿多少钱、一周几顿肉。
刘然每个阶段都给自己设过一个“以后要做的人”：幼儿园时想当售票员，戴着票夹收钱找零，看着一排人上车下车；小学时想做图书馆管理员，像爷爷那样有威严，也能在一堆书里找个人说话；中学时喜欢听广播，想去当个电台配音的人。大学读新闻传播，实习过一阵子后，理想职业没了。
刘然记性好，尤其对数字敏感。家里人的生日、去世的日子，他都记得清楚。他不打算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欲望。“人生没什么意义，活着无非一种修行。”在亲戚眼里，年轻人得有硬指标：学历挂得上、单位体面、婚礼要办、房子要供。他那几个一起留学的同学，回来后大多进了公关公司，要么去上海、成都混外企。他自己倒像认了命：“我也说不上能干啥，哪儿缺人手，我就去干点啥呗，没别的想法。”
他每天花得不多，闲下来就研究省钱的法子。他常说省钱是个体力活：从北京北站到清河，坐火车票价4块，但高铁管家APP签到能领5块红包，相当于免费；住连锁酒店，他攒了张铂金卡，一次住店能吃四份早餐；从北京穷游到秦皇岛，两天吃住算下来花197块。“我10点前到酒店，先吃一顿，第二天早上再吃一顿，拖到下午6点退房，摸黑回来。”家里角落堆着一塑料袋酒店免费送的拖鞋牙膏，“估摸着这辈子都用不完，拖鞋肯定不用买。”
每个月，刘然会去两次星巴克，用积分换一杯免费的拿铁，吹几个小时空调，顺便给笔记本充满电。他说那是“低成本续命”。
看电影也一样。先在支付宝领张19.9元的观影券，挑冷气最足的场次，一杯白水捧着能坐满两个小时。电影散场，他还会顺路去台球桌蹭半小时，吃点店里揽客的零食。
刘然每天吃一顿正餐，多数靠领补贴凑单点外卖：一份卷饼五块多，换成馄饨差不多这个价，碰上活动还会凑一分购。他研究各种“霸王餐”，然后花时间认真写下体验评价。他说省钱这事儿跟写稿差不多，得多翻资料：“日常多留意，哪个平台有折扣、套餐、特促、满减，跟做数学题一样，一步步拆。”
相比刘然自己的“穷充”，压力来自外面人的风评。有一次，他回家住了两天，隔着房门，听见母亲跟人打麻将，语气半真半假地笑：“儿子啊？没什么大本事，也不找对象，就自己混呗。”
刘然说：“我给我妈添堵了。”他们这一代从小在排名表里长大，习惯了被比来比去：谁家孩子考了好大学，谁留了洋，谁进了公职，谁不成器，都要说。
有个远房亲戚看见他在社交平台上发“0元购”截图和废纸壳的账单，揶揄他：“你一个留学生，整天抠抠搜搜，丢不丢人？”刘然没法解释，也懒得解释。他知道自己怎么过日子。“账面算得过来，才是真的。面子这种东西，放在人堆里翻来翻去，就是用来踩的。”
02
刘然试过很多方法挣钱。
第一份工作是一家企业的行政助理，什么都干：跑前台、管茶水、贴发票、抄文件。公司不算大，活儿多得像没关紧的水龙头。有一次，老板拍着他肩膀说：“人还挺听话，就是可替代性高了点。”一个月后，他被调去档案室，没多久岗位就被砍掉了。
后来，一家教培公司请他面试，说可以做课程顾问，也能兼口语教学。看了看网站和宣传材料，他退却了。“不到60分的东西，被说成90分。我不敢，我撒不了谎。”
有段时间，他在一家直播工作室当过场控，帮主播刷热度、假装买家，还得偶尔上镜打配合。卖的大多是三无小家电，标价吓人，功能撑不过两个月。他嘴上跟着喊“性价比高”，心里只盼着快点下播。
再后来，他接私活，替人写刷单好评、代写简历。写一晚上也只够第二天的车费和外卖。
他还做过几个月楼盘看房引流员，站在地铁口派单页，谁扫码填信息，谁拉个朋友去售楼处，他就能多拿一份引流费。冬天站得脚底发木，碰上开发商拖账，他连地铁钱都得自己垫。
刘然投过很多简历，面试过两百多次。有一次，HR翻着他的简历，指着上面的学位证说：“学历挺好，可没什么能留下来的地方吧？”刘然“嗯”了一声。面完，也没消息了。
偶尔他也会把这些零零散散的经历写进简历里，每一行都用英文加粗，学位放在最上面。那张学位证，是他留给面试官看的，也是留给自己看的，像是一块贴在心口的防水标签：证明他曾经确实读过书、确实算过账、确实试过好好活。
有阵子，小区邻居找他帮忙给孩子补课，才上了两节课，就换了个刚失业的教培老师顶上了。刘然没问原因。
找不到稳定活儿的时候，刘然就去做志愿服务。帮人搭帐篷，发物资，摆桌椅，帮着拍视频。每小时少则10块，多则26块，有时没有补贴，只有一句“感谢”。
志愿点上，谁都有自己的打发法子：有人躲在角落刷视频，有个阿姨边叠桌子边打电话，刘然隔着人群听见她说：“我儿子也在外头漂着，跟小刘差不多，没定下。”
有一次，他在一个展会上连干了三天，搬展板、抬物料、来回跑单，像蚂蚁一样来回跑，一天干12个小时，三天下来拿了360块。最后一天下午，他发了高烧，站不住，就蹲在展馆后门喝几口热水，歇一会儿又站回去。后来他才知道，厂商给中介结的是每天300元一人，中介抽走了540块。
他手机里有很多用工群，都写着“日结必结”“急聘日结”。活一出来，谁快谁抢，慢了就没了。全国有两亿多人抢这一块拼盘。在北京，刘然只是其中一个。
有一次他抢到一单，坐车过去，刚刷身份证，群里发消息说“临时取消”，管理把几十个人一起踢出群。刘然看着手机，点了退出，把来回车票捏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捡瓶子是近两年的事。
白天街口人多，刘然不太好意思凑过去，怕碰上熟人。真撞见了，他就低头快走，装作没看见。晚上自在多了，揣把破伞套个塑料袋，让瓶子别撞得太响。
有回，一个也在捡瓶子的大爷看见他，卡了卡嗓子，啐了一口：“年纪轻轻，干啥不好，跟我们抢这个，丢不丢人啊？”刘然轻轻地笑起来：“他把我当竞争对手了。”
最早时候，瓶子能卖一毛钱一个，捡十个换一块。楼下的大爷大妈说，自从跟特朗普“打架”后，价格一直跌，去年六分，今年五分。
他租的小区周围有十个废品回收站。去年起，竞争多了起来，不只是大爷大妈，还有几个戴眼镜、头发稀疏的中年人。碰见刘然，彼此点点头，多半谁也不多说。
在这个被称作“灵活”的用工市场里，人和人被分割成一张张表格：学历、证书、时薪、绩效。当表格失效，剩下的只能靠自嘲来证明自己还在活着。自嘲救不了人。还有日子要算。
03
晚上回来，刘然还是要把账记清楚：塑料瓶分成超大、大、中、小、超小，分别记几个，卖了几毛几分；地铁花了几块几角；会员券抵了外卖钱，最后省下多少，都要写明白。写完后，他会把手机放在床头，灯关了，北三环外头人声未散，屋里只剩他耳边那点小账单，踏实得像给自己留了口气。
在小红书上，“捡废品”的笔记有76万篇，“捡垃圾攻略”有2万篇，“卖纸壳”有1万篇，“捡瓶子记录”还有4600多篇。发帖的很多是年轻人。
点赞最多的一条是《零基础垃圾入门》，写着五条法宝：“绝不犹豫，眼神要凶，日常要练体能，不怕风言风语，要感恩一切。”同时，有5000多篇笔记在讨论：“年轻人捡垃圾丢人吗？”点赞最高的回答是： “敢低头，才看见更美的风景。”“你不知道低物欲有多爽。”
北京的王胤文，是这 76 万篇“捡废品笔记”里能翻出来的人。
她早先在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做外包岗，每天骑二十公里共享单车去东湖渠地铁站换车。公司连续八个多月缓发、少发工资，同事们天天担心项目要黄，她心里烦，就想找点事做。
她开始把办公室里的空水瓶踩扁，踩一脚就念一句“踩扁霉运”，觉得解压。踩着踩着，干脆骑车去公园捡。有时一个下午能捡到三十多个，手表上心跳比骑车时高了两下，她觉得好玩，也没多想。
今年上半年，她骑车捡瓶子，攒了216块4毛，平均一天1块2。支出也卡得紧：平时每天最多15块，周末放宽到20，饭钱一个月500，日用品和护肤品加起来300。
公司黄了后，她没再找新工作，就和舍友一起凑单薅券、记账省钱，把日子踩得比瓶子还扁。她说，实在不行，还能去练“铁人三项”。
刘然没见过她。但这座城里，总有人像她这样，用一点点松弛，挡住更大的窘迫。
刘然不用“躺平”这个词。他更习惯说“省”，或者“算”。省钱是一层皮，省力是一层骨头。他把自己活成一台能耗极低的机器。
比如星巴克。他算积分怎么最值：开卡当天连点几单，叠赠饮、小食，抵送餐费。比如外卖券。他把美团、京东这些App里能叠加的优惠都研究一遍，标记了最便宜的时段。
他做志愿者时碰到过一个人，年纪跟他差不多，递完物资就躲到后面刷手机。男生说去年刚辞职，来北京想找个机会，没找到，先靠志愿和短期工熬着。刘然问：“志愿没钱吧？”男生说：“有饭吃，有车补，有时候能蹭点流量卡。”临走时，那人低声问：“你也留过学？”刘然点点头，又摇了摇头，走远了。
有时他去City Walk，走七个小时，为了省两块公交费。那天地铁口，他看见一个摆摊的男孩，也遇到一个翻包找饭票的小姑娘，她说刚从广东回来，找不到稳定工作，先混几个志愿顶着。两人对视一下，都没打招呼，像是彼此心里知道，这里没有“朋友”，只有同类。 走在这座城里的年轻人，大多背着背包，躲着房租，攒着会员券，假装自己还有退路。
他上一份工作的截止日是2022年5月30日。六月的北京，比五月热一些。
日结单，越来越难抢。初夏的晚风吹过轨道，带一点灰尘，从刘然出租屋的窗缝钻进来，又从门缝溜出去。屋里没开灯。手机屏幕亮着，最后一页写着：2025年，总收入1040元。他刚把塑料瓶卖掉，换了3块8，被写进“今日收入”那一页。
火车声远远传过来，先是轰鸣，再是一小段铁轨震动。他听了一会儿，关了手机。
我们去理解年轻人，也是在理解每个人要面对的未来。
社会学里有个词，叫“流动性熵增”，说的是结构没崩，但个体的能量持续耗散，局部次序维持，整体更无序。
刘然就处于一种“自我耗散”的状态：整体秩序看似正常，但个体在局部自我修复、局部崩溃，成为漂浮在结构缝隙的“化石”。他未坠落到贫穷线以下，也未能向上流动，他在结构内反复横跳，志愿者、日结工、羊毛族、鼠鼠人……不断自我修补漏洞，但整体没有改变。
读什么书，找什么工，活什么样的人生，这些自我选择的幻觉，是人们最普遍的被动。他拒绝稳定的定义，却也因此没有安全的归属。
在一个紧绷的时代，人们被打散，能留住自己的方法，往往不是争取更大的空间，而是守住一点点确定性。很多人嘴里说着躺平，心里却还在用一分钱一分钱，抵抗着最坏的生活。对刘然来说，那是一笔又一笔自己写下的账目；对更多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租不掉的小房间，一份随时可以丢的零工，一杯用券换来的咖啡。
在流动性熵增的世界里，自由意志往往只是被虚构出来的安慰剂。当不再用教育规训出的优越感标示身份，也不把失落当作刑罚，人就能坦然看见自己的尊严与脆弱。刘然没说过这些词，他只是算着、活着，没让谁替他写注释。
（本文为人物群像写作，人物为化名，部分细节已作合理模糊处理，不代表全部真实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