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伽菜子的快乐杀手生活》
6月尾声，深圳一所中学的临聘教师蔡蔡被通知：“暑假不用来了，合约到期。”北京西城，初中语文老师戴娜在学期最后一天收到了“合同不续签”的通知。她说，同期入校的老师，已有近一半悄然离开，或被动失业，或主动离职。
另一端，小红书上，“#老师辞职”冲上热榜，“#教师抑郁”“#编外清退”轮番刷屏。评论区不再是调侃，而是密密麻麻的“我也是”。一个职业的集体告白，被夏天的热浪推上显影层。
很少有人意识到，讲台上下的裂痕，早已显露在数据中。2025年6月，《薪智教育行业白皮书》公布：2024年，教育行业平均离职率为20.8%，超过零售（19.4%）、房地产（18.7%）、互联网（18.4%），位居所有行业之首。
过去六年，教育行业连续跻身全行业离职率TOP5，自2020年后，再次登顶。这几乎成为一种常态。而离职，往往只是故事的开头。
曾被视为“最稳定”的职业，为什么开始频繁流动？
一个行业的高离职率，背后究竟在松动什么？
当越来越多教师悄然离开讲台，我们是否忽略了某种更深层的变动？
离开的，都是谁？
北京西城区的初中教师戴娜，是以“编外合同”的身份入职的。研究生毕业那年，她满怀期待地进入一所重点中学，做过班主任、带过两届中考。但今年暑假前夕，她收到通知：“合同到期，不再续签。”
“石家庄开始批“编制在岗不在身。你只是学校的临时变量。”她苦笑着说。教学任务不轻，责任不少，唯一缺席的，是职业的确定性。
在教师圈，这被称作“期末前的哀悼”，讲完最后一节课，就默默清空抽屉。
类似的“清退通知”正悄然蔓延：
“我在重庆沙坪坝，中学非编老师，已经被裁了。”量清退劳务派遣老师，保定还会远吗？”
“永州，代课一学期，数学兼道法和体育，接到通知下学期不用来了。”
“西安的第三方派遣教师，开始签署‘自愿离职协议’，争取考编上岸前别轮到自己。”
如果说，编外制度是一次“安静的抽身”，那么教培行业的离职，更像一场仓促的撤退。
“十年教培，大厂五年，创业五年。真扛不动了。”
“五人小班，底薪3000，课时费总共1200，扣完社保剩3800。”
“被当服务员对待，家长投诉，老板扣钱，没尊严。”
“年后新岗干两个月被裁，断断续续做招生顾问，正准备辞职。”
这不是个体的不适应，而是系统更新时对边缘岗位的集体性清算。2024年，教育行业平均离职率达20.8%，高于全行业平均（16.8%）近4个百分点，跃居各行业之首。细分来看，民办教育（21.1%）和职业教育（21.4%）是将总体数据推高的关键板块。
这组数据的底层，是2572家民办学校、2139家职业教育机构、5953家非学科培训企业作为样本，它们大多不具备“稳定”的能力，也不承诺劳动合同的长久性。
这些“失约”的背后，是具体而密集的日常在默然解构。
蔡蔡在深圳一所知名中学任教，每天带三个班，负责社团、家访与晚辅。放假前，她收到短信通知：“合约到期，暑假不用来了。”她明白，这不过是劳务派遣制度的惯常处理，既无补偿，也不解释。
另一头，戴娜穿越整座城市通勤，在地铁上批改最后一叠作业。她说：“不是失望，而是当初信得太满。”如今，她在准备别的系统考试，“不是因为理想，而是害怕再被清退。”她顿了顿，“你以为你在做教育，后来才明白，你只是这个系统里一个随时可以移除的人。”
他们不是“躺平者”。相反，很多离开者正是最早也最深地投身教育的那群人。他们写过教案、扛过心理危机，也陪学生走过青春低谷。但最终，在合同、考核与边界之间，他们耗尽了继续留下的可能。
他们的离开没有声响，只是一条持续上升的数据曲线，悄悄划过盛夏的尾声。
暑假铃声响起，离职序幕拉开
七月初，韩一鸣递交了辞职申请，内容只有两句话：“本学期教学任务已完成，请尽快办理离职。”
打印、签字、盖章，流程顺滑得像删除一段冗余代码。他发现，自己这个“非全日制教培讲师”的存在，在公司系统里不过十几个字节。没有评估、没有告别，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像从未被真正需要过。
他毕业于西部某师范大学中文系，2021年入职一家民办教培机构，主讲中学语文。“双减”后，公司将应试课改名为“大语文表达力”“古典诗词赏析”“戏剧化阅读”，试图靠包装留住市场。但学生锐减、班次缩水、课时浮动成了常态。他最初的“以教学为本”很快被琐碎击穿：加班、招生、家长答疑、后勤支援，一个不落。
“我们组八个人，三年走了五个。”韩一鸣说，“留下的三个，一边带班，一边天天八点半开会。早上带读，中午讲座，晚上报课会。有时候，一天要打五十个家长回访电话，不打完不准走。”
最初，韩一鸣常在深夜批改作业、备新课，写下几百字的教学反思发到组群。后来，他只发几个表情包敷衍。同事以为他“看开了”，他却明白，那不是释然，是熄火。
临走前的几个月，他感到一种情绪的钝化。学生表现不佳，他不再焦虑；家长语气尖锐，他懒得解释；临时被调课，他连拒绝的语气都省了。“像一口没盖紧的热水壶，”他说，“热气全跑光了。”
真正让他决定离开的，是某天深夜的一次自问，他已经半年没读完一本书，也很久没有写下一段属于自己的文字。“我教学生如何表达自己，”他说，“可我自己，已经不表达了。”
赵昕昕落选了期末评优。她并不意外。在那所市属小学，她是唯一的编外语文老师。指标有限，优先照顾体制内，几乎成了惯例。
但她仍感到些许羞耻，不是因为落选，而是因为落选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她33岁，硕士毕业，2018年通过人才引进入职深圳。六年来，年年承诺“转编有望”，年年无果。
2024年下半年，区教育局发布通知：三年内压缩临聘比例，推行“岗位聘任制”。学校据此组织编外教师能力测评。她参加了，成绩不差，仍被列入落聘待定。
她问校长是否明年不能续约了。校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可以考虑转到协作单位，比如社区托管中心，或者校外素养基地。”听上去好听，实则“编外再编外”。
她在朋友圈写下这句话：“对很多编外老师来说，期末钟声不是休息的开始，而是失业的倒计时。”她形容自己像一只未封口的行李箱，哪天箱子倒了，“成绩”“陪伴”“成长”都会掉出来，散落一地。
韩一鸣流向市场，赵昕昕困于体制边缘。他们的共同处境是：教育系统不再具有承接力。
梳理三十余份县域教师招聘公告，超过六成明确标注：“临聘不得转正”“合同一年一签”。有县区要求教师自缴学校应承担的社保费，有地区将教师“派遣化”，人在讲台，劳动关系却挂在校外公司。
这不是一场个体的情绪危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沉降。稳定岗位越来越少，短期合同、高替代性、有限保障、流程压强逐步取代了托举与培养。失稳的不只是职业，还有情绪、信任，以及那种被延迟表述的心理塌方。
浪潮中的职业迁徙
2015年4月，好未来在北京推出“1元一科”的新初一暑期班。此前，新东方优能早一步将数学走读课降至50元。高思教育则干脆将数学、语文、英语统统作价1元。
家教O2O在这一年达到鼎盛，品牌数量峰值超过100家，现金补贴战迅速蔓延。上半年，轻轻家教发布奖励机制：推荐一位新学生下单，奖100元；推荐一位新老师抢单成功，奖30元，多推多奖。一张“教师收入排行榜”在圈内疯传：前二十名教师的月收入在三万至七万之间，最高扶持金额超过万元。到了9月，轻轻家教宣布停止对老师的补贴。
从出生起即“人人喊打”的教育O2O，在一场虚火中迅速燃尽。六年后，轻轻教育被曝疑似“跑路”，老师们一夜间被清理出微信群，仿佛从未存在。
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
2019年，一度被人们称为教培行业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超过1.2万家教育公司关停，成教和早教成了跑路的重灾区。年初，俞敏洪亲点孙东旭担任新东方在线联席CEO，四年后，“孙美丽”在直播间开会摔手机，触发了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的连锁反应。与此同时，好未来市值增长81%，逼近2000亿。
猿辅导、作业帮、跟谁学等推出暑期低价课，喊出“数十亿广告投放，1000万人次参培”的豪言，仅学而思网校一家投放就超过了10亿元，张邦鑫亲自买猿辅导的暑期体验课，将辅导老师服务流程截图给团队，研究猿辅导在抖音的投产比。
这场大战使流量进一步枯竭，获客成本飙升，行业内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中公教育借壳上市，成为A股第一职业教育股；斑马英语被爆单月营收破亿；屹立市场20年的韦博英语轰然倒地；龙文教育对赌失败被起诉。
8月，一封题为“VIPKID数据造假”的邮件发到了几位潜在投资者的邮箱，发件人是VIPKID原法务、财务和战略组成的三人小组。该说法遭VIPKID否认。2019年，VIPKID的获客成本几乎翻倍。尽管10月完成了一笔重要融资，但11月传出裁员15%-20%的消息。人们开始担忧：如果VIPKID撑不住，整个行业都会崩掉。
裁员潮从年初就开始了。3月，沪江网校因对赌失败裁员50%；4月，头条系的Gogokid裁员70%-80%；11月，西瓜创客裁员60%；12月，作业盒子裁员40%以上。
同年9月，一位署名为“有良心的韦博英语员工”的帖子迅速在网上传播，揭开了韦博英语多地校区拖欠员工工资并停止运营的惊雷。创始人高卫宇随即清空社交账号。10月12日，高卫宇发内部信称，因业绩恶化、资金链断裂，公司已无法履约，旗下开心豆英语已由新投资人接盘。他表示，若日后有能力，将为员工补发欠薪。
这封信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当高卫宇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银行转账被认出，随即被一群维权学员团团围住。
韦博只是这场危机中的一个典型。同时倒下的，还有成立18年的太傻留学、两年内完成四轮融资4亿元的成长保、曾风光一时的O2O平台疯狂老师，以及新东方名师创立、好未来投资的朗播网。
2021年春晚，猿辅导向观众发放了1000万份“知识福袋”。小品《阳台》里，佟大为和王丽坤饰演的教师夫妻家中，阳台上挂着字母表，下方赫然是偌大的猿辅导logo。春晚主持人在节目间歇鼓励观众去抖音领取灯笼红包，灯笼点亮时，高途课堂的名字赫然在列。大年三十，瓜瓜龙宣布章子怡成为代言人；大年初一，51Talk与王俊凯的双语祝福占据微博热搜第三位。
俨然一副纸醉金迷的黄金时代。
6月，局势发生了变化。教培圈传来一则消息，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相关部门将出台前所未有的规范文件，整顿民间教育培训行业，限制广告，并试行假期期间禁止补习。”这条消息未引起太多关注，人们将其视作“路边社”传闻。
一个月后，2021年7月21日，一则被称为“40号文件”的文件在很多教培群里疯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7月22日至23日，美国上市的中概教育股集体暴跌：高途跌59%，新东方跌58%，好未来跌57%，有道跌36%，洪恩教育跌21%。许多公司市值腰斩。7月24日晚上7点，《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发布。
新东方和好未来相继宣布停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俞敏洪把桌椅板凳都捐了。千亿市场骤然消失，数以万计的员工被裁撤。这是一场职业迁徙的迫降。从K12科目到非学科素质类，教培人员宛如一群系统之外的人，集体被归类进另谋出路。不少人转去直播带货、保险、家政服务，还有人转型做编程课推广员。
当新一轮的教育变革浪潮袭来时，那些离开和正准备离开的人，依然在这片时代的浪潮中浮沉。教育，它仍然在那里，但已不复往日的模样。它的未来，或迷失在无尽的风浪之中。
流动的镜像：当教育变得像零售
学期中后段，一家民办高中发布教师招聘启事：“月薪7000，三年合同，每年续签一次。”评论区里，有人问：“年终奖、绩效怎么算？”招聘方回复：“暂未设立。”再往下翻，有评论说：“不如去瑞幸。”这不是一句玩笑。
2023年，某咖啡品牌在高校附近招募“大学生储备店长”，底薪7000元，月休八天，三个月转正，一年后可带团队。教师求职和咖啡面试，出现在同一个朋友圈。
自前文提到的那组20.8%数据再向下细看，会发现教育的流动曲线不仅高位，而且与餐饮、零售、互联网交替霸榜。过去五年，这五个行业的排名在“离职率TOP5”榜单中反复交替，几乎成为中国劳动力流动性的主力板块。
离职率从不是孤立的数据，它是结构变化的体征。行业流动性上升，通常意味着供需错位或职业价值感的滑坡，尤其是对教育这样的公共职业。
零售批发行业的高流动性，一般与流水线劳动、低附加值、年轻劳动力替代性强等因素相关。严格的时间打卡、流程指标、标准化话术，构成了一种工业式劳动逻辑。这个问题正越来越多地指向讲台。
在体制内，编外教师、临聘教师，尤其是基层的“代课”教师，也在面临着类似的命运。湖北鄂州市为应对生源减少和教师过剩，实行“进一退一”，2023年起大幅减少编内教师的招聘。
2025年3月，江西省万年县暂停招聘英语教师。南昌进贤县在上一年已经因为 “编制限制” 全面停招。多地启动教师分流、退出机制：湖南湘潭县清退500名编外教师，衡阳选调100名教师至其他事业单位；黑龙江鹤岗则分流206名教职工至研培机构和社区教育中心。贵阳推出“末位淘汰”制度，三次考核不达标的教师将被解聘或调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10个省市启动“教师退出机制”，转岗、待岗、解聘不再停留在纸面。
教育管理体系开始与零售、餐饮行业趋同，通过考核、绩效数据和定期人员流动，教师的角色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流程中的一环。
一个教师说：“我不是因为累才想走，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下。”她曾相信教育是一项意义驱动型职业，承载着连接、改变、陪伴。但如今，她被量化为绩效数据的一组小数点，被课堂评分的KPI左右情绪。她说：“我讲一堂课，像是在完成一张数据报表。”
在越来越多学校中，“人”的管理正被平台化系统替代。每一项任务都可视、可量、可控，却难以触及“为什么而教”的问题。教师的工作形态，从“专业性劳动”向“流程性劳动”退化。
一位资深教师说：“以前靠教学赢尊重，现在是看谁上传材料快、发通知全、家长群不出事。”她带的是毕业年级班，压力极大，却仍要每周应付行政任务。她说：“像不像店长？”是的，像极了。一个教育系统的责任人，变成了流程管理员。
教育这一传统上承载精神性与公共使命的领域，正被工厂逻辑渗透，它所承载的象征资本在流失，被置于一种新的评价秩序下：产出多少、留痕是否、指标是否合格。在“教学管理平台化”“考核量化”“学情数据可视化”等趋势之下，教师的工作形态正被“工业性指标”定义，也就不再享有超越性的信任与尊严。
这就是为何，当教育行业的离职率逼近甚至反超零售、餐饮、制造业时，它所昭示的，不只是一个职业群体的疲态，而是更深的社会裂隙。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意义坍缩的年代。看似有意义的岗位，无法提供情感回报；看似无意义的岗位，在榨干体力和心理空间。原本位于价值光谱两端的行业，正朝着相同的劳动意义和管理逻辑靠拢，成为同一硬币的两面。
当教育和零售的离职率交汇在同一张榜单上，人们真正焦虑的，是这个时代还能给“有意义的劳动”多少时间。
教育离职率，是一个时代的镜面
韩一鸣最终没有回到讲台。他转行去了一个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写活动策划、编排节目、组织志愿讲座。他说：“还是跟教育差不多的事情，但没有人再盯着我上了几节课，录了几条数据，有没有被投诉。”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松弛，像一个刚刚逃离训练营的人。
然而，逃离从来不是终点。
在体制编制有限、教培大退潮、民办合同短期化、绩效量化考核的多重挤压下，教师职业在入职门槛高与稳定性低之间拉开了极大的张力。
很多离开的教师，并非因为“不想教书”，而是因为“教不下去”。他们面临一年一签的合同，动辄双倍绩效考核与家长满意度评分，教学之外的大量无偿任务，以及动不动就“优化”或“轮岗”的调整。他们并没有选项，只有退出。
韩一鸣的离开不是职业转换，而是“在不能再做教师之后，找到了一个还过得去的地方”。而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失配的持续累积下，教师职业的另一种意义也悄然瓦解。
长期以来，教育行业靠“社会尊敬感”维系其象征资本。即便工资不高，任务繁重，人们依然认为这是一份值得的职业，因为它承载着传承、信任与未来。
但今天，越来越多的教育者被视作服务者，而非育人者；被要求提供结果，而不是过程；被量化、考核、替代，而不再被信任、支持、尊重。很多教师说：“现在的家长是客户，而我们是被投诉就扣绩效的前台。”
当一个职业的象征资本被消解，其意义也不再属于职业者自己，而是被绩效表格、家长评分、管理平台所定义。
2019年起，伴随房地产收缩、互联网退潮、青年就业收紧，教育培训一度成为高学历者的避风港。无论是硕博士进民办，还是985毕业生考编制，人们曾以为讲台是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现实很快显露残酷：岗位高度集中、编制大幅收紧、编外短聘泛滥，再加上“双减”后教培收缩、民办规模压缩，教育的吸纳能力迅速失衡。
教育行业进入“高进、高耗、高退”节奏，教师不再是稳定的代名词，而是“不确定人生状态”的典型。
如果一些教师的离开是个体命运的悲伤片段，那么当超过20%的从业者集体转身，就已不是职业问题，而是社会的结构病灶。无论数据是否精确，它所映照的现实依然成立：越来越多教师在离开，而我们正在失去理解他们为何离开的能力。
回看过去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结构调整：教培行业急刹车，非公教育生态改变，地产去杠杆带动教育投入波动，技术将教学算法化，公共危机动摇社会信任。这些因素叠加在一个曾经承载最大公共情感寄托的行业上，教育系统的裂痕，不只是教育系统本身的事情，而是这个社会如何对待“育人”这件事的态度转变。
一旦人们不再相信教育，教育还如何育人？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当系统逻辑侵蚀生活世界，当工具理性压倒沟通理性，社会便会失去对人的基本理解。”教育不仅仅是产业，更不是指标，而是社会如何想象自己未来的一种方式。
今天，在风中摇晃的不是一群教育从业者，而是社会对于人的承接力。如果教育一旦无法承接人的成长、信念与归属，那么我们终将丧失对人本身的理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