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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矫治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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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到2012年北京市朝阳区政府购买的“蒲公英种子讲师计划”实施结束,这个项目通过培训志愿者,让他们进入社区、学校免费普及儿童阅读障碍常识,尝试帮助一万多名家长和老师改善儿童写不好、读不好的问题。

2011到2012年北京市朝阳区政府购买的“蒲公英种子讲师计划”实施结束,这个项目通过培训志愿者,让他们进入社区、学校免费普及儿童阅读障碍常识,尝试帮助一万多名家长和老师改善儿童写不好、读不好的问题。

这个项目的实施方正是兰紫创办的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而在这个项目结束后,朝阳区政府第二次购买了阅读障碍推广服务,并深入到为孩子提供矫正培训,这个项目计划资助12名阅读障碍孩子,朝阳区政府为他们承担部分矫正训练费。在北京,这是首次由政府买单为阅读障碍儿童提供免费服务。

相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阅读矫治方面的丰富经验,目前在中国内地,并没有所谓权威的鉴定和矫正机构,只有极少数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在和香港等地合作,做一些帮助阅读障碍孩子的事。

“国外的研究普遍认为患有阅读障碍的孩子要在12岁之前矫正,12岁之后就变得希望渺茫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这样的孩子没有得到帮助。”作为国内较早开展阅读障碍工作的人,兰紫认为阅读困难儿童需要科学、专业的治疗,而在这方面中国内地的阅读障碍矫治工作刚刚起步。

海外的矫治经验

兰紫从2007年开始研究阅读障碍,他们的项目受英国大使馆资助,筹办中心之时还得到了香港启迪儿童协会的帮助。兰紫记得,当时她拨通协会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该协会当时的主席黄筱锦,后来她还受邀前往香港学习,也正是这样看到了内地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及与香港地区的差距。

据黄筱锦介绍,在香港,人们很容易获得关于阅读障碍的信息,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能提供资料,告诉家长发现孩子有阅读障碍后该怎么办。患有阅读障碍被视为一种残障(需要强调的是,将阅读障碍看作残障的一种并不是歧视,而表示他们在和其他人相比时有阅读或书写的障碍),因此理所当然地要获得政府的服务。老师要在孩子入学的第一学期期末为他们进行学习能力的初步检测,并对疑似阅读障碍的孩子再作专业评估,评估出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在正常的学习之外能获得政府的资助,这些资助被拨到学校用于购买相应的服务,比如聘请特殊教学助理,外聘治疗机构提供阅读障碍矫正支援服务。

由于孩子的学习能力不同,根据评估结果,学校就会采取对应的措施。比如,香港政府曾在2010年发布文件,明确表示可以为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提供适当的特别考试安排,否则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不公平的。这些安排可以包括笔试时间延长、印刷单面试卷、考生可以隔行或者隔页书写等。

除此之外,有能力的家庭还能在心理辅导机构自行购买相关的服务。香港也有很多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社工会协同教育心理学家和职业治疗师为这些孩子和家庭提供服务。

家长也有家长自己的组织,他们除了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之外,还向政府献计献策,让政府对阅读障碍孩子的资助政策更加合理、有效。

除香港外,对阅读障碍研究开展得较早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五所大学成立学习障碍研究中心。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总统时就拨出27亿美元教育专款,用来研究和解决儿童的阅读障碍问题,到2001年布什当选总统时,教育专款上升到了50亿美元。如今在美国,大约有200所专门为阅读障碍儿童设立的基础教育学校。

而在新加坡,政府成立新加坡阅读障碍协会,对不满16岁的阅读障碍孩子提供连续4年的政府补贴金,政府补贴每个阅读障碍孩子49%的矫治费用,家庭承担51%。

公众认识刚起步

但是在中国内地,公众对阅读障碍的认识才刚刚起步。

在创办之初,乐朗乐读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兰紫到学校提供免费的讲座,绝大部分的老师和家长都对此一无所知。“有家长听完我的讲座后给我发短信,说我是个骗子,给他的孩子‘贴标签’,真是哭笑不得。”兰紫说。

根据香港的经验和教材,兰紫开始了实验性的教学。最初招收学生也是困难重重,初来的学生一般都来自父母有出国留学背景的家庭,或是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人。“这些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显露一点阅读障碍的症状,马上就会上网找矫治机构,越早干预对孩子越好。”兰紫说,“还有的家长会坚持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因为那里的老师对阅读障碍都有了解,对孩子的问题持宽容的态度。”

兰紫把免费课堂带到了北京几十所小学,她与小学校长、老师们建立联系,希望帮助他们认识阅读障碍,并初步具备识别阅读障碍的能力。

在2008年,她所创立的乐朗乐读还对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182名未成年犯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改善阅读能力训练。“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未成年犯中有阅读障碍的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这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有犯罪倾向,而是因为在一个阅读能力极其重要的时代,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四处碰壁,被人认为是‘笨小孩’,是学习不努力、拖人后腿的孩子,长此以往势必容易造成孩子的心灵扭曲。如果我们的社会不重视这样的问题,将来就会付出成倍的成本。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一点正视我们的问题?”

兰紫希望政府和全社会共同提议承担矫正改善阅读障碍儿童读写问题的责任。为此她联合了一些教育专家,提出国家应该出台针对这部分儿童的特殊教育政策的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政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阅读障碍儿童在校融入教育和促进相关就业;设立阅读障碍儿童专项政府补贴金,参照自闭症相关标准;设立公益求助热线;设立全国阅读障碍日,提高人们对阅读障碍患者的关注,促进研究、工作等。

“有妈妈给我打来电话,她的孩子已经超过12岁,过了我们认为的最佳治疗时间,这位妈妈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我们真希望这样的遗憾少一些,再少一些。”兰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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