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课业负担，择校乱象，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剧场效应”。是说在剧场看演出，有一部分人不守规矩站起来，导致所有人都被“绑架”，不得不站起来。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对剧场极大的侮辱，我们何曾看到过这样的剧场？因为每个剧场都有保安！

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是教育生态的失衡。造成“剧场效应”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政府失灵”，或者叫政府缺位，应该监管和保障公共秩序的政府职能消失了，任由培训机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

十几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无数个“减负”令，为什么还出现“剧场效应”？可见这个“保安”是不负责任的。一直到最近，从上海、成都开始，到四部委的文件，政府部门真正把治理学生负担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而且是动真格的。

义务教育择校竞争、学生负担过重的乱相由来以久，因素非常复杂。我们的政策建议，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善政府治理。

义务教育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政府必须承担这么一个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责任。第二是要建立教育的理想共识，这是有效的教育治理的前提。第三是改变公办学校的品质，第四是规范培训行业。尽管我们当前集中在整顿培训机构上发力，但是我们都知道培训教育被称之为“影子教育”，它是如影相随跟在学校教育身后，如果学校教育改善了，影子教育生存的机会就没有了。

第一个问题，关于“政府悖论”，或者叫政府失灵。

这次教育部等四个部门联合发文提出具体明确的治理措施。教育领域有《义务教育法》等很多法，但是教育部门没有执法队伍和执法能力，上海这次也是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并开始探讨建立教育执法队伍。核心的问题是有效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

很多校长、老师对只把板子打在他们身上很不服气。的确，一个地方教育混乱无序，恶性的升学率竞争，一定是地方政府、教育局的责任。要对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查究、问责。

我们建议，教育治理要引入反腐机制，纪委要介入。既然大吃大喝的问题纪委都管，都可以刹住，教育难道不是更重要吗？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现代教育治理。通过标本兼治，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规范和治理教育培训机构，改善公办教育的品质。

第二个问题，有效的教育治理的前提，是贯彻《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所确定的教育方针、教育价值，形成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在这些年的市场乱相中，我们的舆论、教育理念的传播，基本上被培训机构所掌控，培训机构制造教育焦虑的产品不断升级。

从早期 “起跑线上的竞争” 的宣传，到今天已经变成“阶级竞争”了，甚至出现了“寒门，真的应该绝育”这样挑动阶层对立、非常“反动”的话语，把择校竞争上升到阶级斗争，制造家长的恐慌。

这都是网上的文章中截屏下来的画面。例如说“上升通道关闭”，“再努力也没用”、“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狗都大”等等，用凡此种种刺激性的话语来忽悠家长。这样的恶性宣传，网管部门该不该管？这些文章许多是培训机构的软文。

面对汹涌的商业忽悠，政府和学界正能量的声音几被湮灭，要弘扬正确的价值越来越困难，但是这仍然是教育治理最重要的前提。要重申义务教育的宗旨，义务教育本来应该是免费免试就近入学的，但是今天它的费用之高令人咂舌！造成这样的局面实在是令人不能容忍。

义务教育以社会公平、保障每个孩子的学习权利作为核心的价值，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而不是选拔性、淘汰性、竞争性的，不是培养少数尖子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概念现在荡然无存，大部分教师、学校和政府的概念都是培养少数精英、上重点大学。

要重视教育公平的价值，保障公立教育的公益性，避免教育系统的两极分化。另一个价值共识是对教育创新的重视。

我们已经进入智能机器人的时代。2017年高考，成都有一款高考机器人参加了数学考试。但我们还在用最传统的方式培养考试机器！我们现在畸形的应试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跟世界教育的走向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在教育变革问题上，我们要有极强烈的忧患意识，极大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而且需要有革命性的思路。只靠开会、写文章是不行的。

第三，  改善公办学校的品质、激发学校的活力。

一是规范义务教育学校的行为。首先要定点消除大城市中依然存在的薄弱学校。一个学区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家长们就会被迫选择择校。以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定点消除这些弱势学校是并不困难的。

二是落实教育部要求的“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达到50%的要求，这对缓解小升初竞争是釜底抽薪的有效措施，能极大的缓解家长对于小升初竞争焦虑。它可以打破现有的升学链条，只要在自己所在的学校是第一梯队的，就可以进入重点高中。在山东、安微等很多地方，这一比例都达到了60%以上，山西甚至达到了90%，但是上海和北京目前都在20%左右。

三是继续改革考试和评价制度。关于减少作业和考试，严格限制超量作业、禁止排名和公布成绩等措施很多，实施的关键是对教育局和校长实行问责。

四是严禁在校教师参与课外补习。这是我们这次研究最大的发现：教师自办的补习班、有偿补课的违规行为相当严重，约占整个培训市场的70%-80%。大城市名牌学校的教师一年补习费的收入可达一二百万。

五是规范民办学校的行为。在上海、杭州、成都、广州等大城市，择校变成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竞争，这和我们当初发展民办教育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民办学校的功能本来是为了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在民办学校同样实行严厉的应试教育，利用特殊政策逐渐把公办学校挤垮。这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吗？现在的问题和态势已经改变了，需要重新审视公办-民办学校的关系。

最后就是公办学校应该回应家长需求，用多种方式提供课后服务。家长选择培训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下午三点半以后孩子没有去处。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购买服务，公办学校和社会组织是有可能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的，这能够有效地降低家长的培训需求。

“三点半现象”，即学生3点半放学后无人接管

关于规范和改善义务教育的学校行为，有一些非常基本的方面。比如说整个中学阶段，初中和高中各用一年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是合理吗？是符合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的吗？这类做法是严重违背教育规律、教学计划的，却已经变成了普遍的现实。这难道不需要反思和改变吗？特别值得重视的还有教师，已经发生了由于教师自办课外补习迫使学生参加而导致学生自杀的案件。

另外我们要重视学生的权利。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件事情，就是衡水的“二二四运动”。衡水系的中学原定正月十六开学，结果临时通知初八开学，很多学生不干了，发起了一个全市性的抵制提前开学，反映了学生不愿意再服从学校的强权、肆意侵犯学生的权利的行为。

另外，衡水中学高中用三个学期进行高考复习，这种行为该不该制止，该不该追究？否则又会出现“剧场效应”，最后全中国的高中全都变成了一年半时间上课，一年半时间补习，这还叫什么教育？

以上还是一些治标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教育的源头治理。

第一个是改革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地取消义务教育学校的重点身份和行政级别，将部属学校、省市属学校下放到地方，实行属地化管理。这些学校有的是处级、副处级、科级、副科级，造成了学校的不同等级并赋予不同特权。省会的名牌高中可以在全省范围内掐尖，其他的学校不就垮了吗？招生特权恶化了学校之间的正常的发展。所以下放学校的事情是需要考虑的。

二是在城市实行以市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从而有利于统筹配置教育资源，促进城市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取消区级之间不必要的升学率竞争。义务教育以区县域为主的管理制度，主要是针对农村的；套用到城市就增加了不必要的竞争，区与区之间的生源竞争是多余的。我们了解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包括纽约、巴黎、莫斯科都是一个大学区，而不是在城市内分割成若干学区，互相竞争。

第二个就是开展中小学办学体制，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要通过管办评分离、委托管理的办学体制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恢复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PISA2015的数据显示，学校的自主性与减少课外补习具有正相关性，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概念。另外是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扩大教育多样性和选择性，使很多小规模的创新学校、在家上学合法化，给家长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教育的理想是构建一种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教育形态，按照“整体裁军”的思路，把考试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大幅度地降下来。譬如现在我们已经达到90%的烈度了，能不能降到50%？这需要政府的宏观管理和发力，改变过度竞争的现状。

——适时地提出高中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尽管全国普遍实行12年义务教育条件还不具备；但是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其发展水平已经超过很多国家普及12年义务教育所要求的水平。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可以率先尝试。取消了中考这个层级，就可以大大降低教育竞争的强度。

——借鉴韩国“自由学期”的改革，就是在初中的一个学期没有任何考试，给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开展多种社会实践活动，给学校和学生松绑。

——继续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小学实行等第制改革，中学开展增值性评价和GPA评价。小学的等第制喊了很多年，就是做不到，从小学一年级就是百分制。但是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实行五分制，最优秀的学生全五分。那时候照样也有升学竞争，为什么那时候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做不到呢？而且，全世界无论小学大学都实行ABCD的等第制评价。必须要改革，而且应当是很容易改的。

2016年9月1日，沪上小学推行“等第制”

最后，是促进教育培训行业的规范发展和转型发展。

除了加强行政监管和执法，实行行业自律，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来约束培训机构的行为；促进培训机构的转型发展是一个新的提法。培训机构本身也有这样的需求，从应试培训转型到开展素质教育。民办培训机构的优质教师资源很强，能不能引入到公办学校的教学中？是完全可以作为的。北京市从2014年起购买培训机构的教育服务，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是十分有效的。

关于减负的教育治理，比较新的概念，是强化教育的执法权，引入反腐机制；第二是教育生态的改善，重在源头治理；第三是向学生和家长赋权，抵制过多作业、抵制提前开学，家长和学生应当有选择权，家长认为过了12点了不能再做了就不做了。家长对孩子的健康权和休息权应当拥有决定权，这本来就是家长的权利。

又譬如灵活上学的权利，在我们还没有整体实行学校弹性学习时间的情况下，能不能给家长和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允许一些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调配时间，比如每周有两个半天不来学校上课，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这能极大提高家长留在公办学校的意愿。

最后，要加强信息公开，例如关于中小学生自杀，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触目惊心，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将它纳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从而有效地预防和干预，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任其发展。我前两天发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花季天使的陨落，如果没有一点回音，他们就真的是白死了！”我们的教育确实对不起学生。

所有这些，就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主题：从应试教育突围！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杨东平老师3月1日在《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发布会发言整理。

（本文转自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作者杨东平）